巢湖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对策研究

巢湖富营养化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沿湖岸人民的饮水安全.文章对巢湖水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巢湖农业非点源氮、磷营养物来源作了简要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巢湖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对策.     

巢湖流域人口承载力及适度人口研究

人口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统计数据基础上,选取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指标,对1990-2007年巢湖流域人口承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18年间巢湖流域实际人口规模均超出流域经济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和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容量.认为,人口压力是巢湖水质恶化、治理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为综合治理巢湖污染、制定流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提供一个量化基础.     

巢湖流域水体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巢湖流域水体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根据水体景观和功能,巢湖流域水体生态旅游资源分为三种类型:湖泊河汊区、滨湖平原区和环湖低丘台地区。分析流域水体生态旅游资源特征和开发利用现状,提出不同开发模式:(1)湖泊河汊区湖光山色、水文化、水上运动开发模式,(2)滨湖平原区农家亲水生态旅游开发模式,(3)环湖低丘台地区康体、度假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从社会公正的视角

环境影响因素作用于流域生态时具有从上游到下游的单向性,加之上下游地区对流域生态资源做出的贡献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上下游地区在利用流域生态资源上的不公正.从上下游地区付出和收益的情形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既要包括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也要包括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可以通过制度和市场两条道路进行就制度而言,应该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和资金来源,并将补偿保证金制度、补偿责任保险制度以及补偿基金制度作为辅助性的制度;就市场而言,应该建立和完善生态使用权交易市场来实现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     

水权交易模式下江西流域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研究

由于生态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标准难以确定等问题,导致流域内发展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普遍存在"上游保护地区发展缓慢,下游地区免费受益"现象。通过引入以水权交易为补偿模式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江西流域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有效实现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因流域生态保护失去发展权的补偿,平衡流域内不同行政区经济发展,为江西省统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方向。在机会成本法的基础上,引入水质系数1/IP综合、单位用水经济效率系数1/E以及协商系数β,建立江西流域生态补偿模型。以赣江南昌、宜春段为例,计算得出2012年的补偿额度应为20.890 3×β亿元。通过结合两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协商系数β的合理取值范围,最终确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和运用价值的补偿额度。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述评

流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于协调区域利益冲突,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持续、健康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查阅国内学者有关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流域生态补偿概念、生态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流域生态补偿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     

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

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认识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实践及制度完善。明确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正确认识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前提。抑损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费的征收主体）和受益者（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增益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贡献者（为流域生态恢复与改善作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立法确立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协调作用,满足受益者的流域资源开发利用需求,调动贡献者的流域生态保护积极性,建立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良性互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体系,有助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经济学视角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理

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流域生态经济补偿理论包括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和复杂系统;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机制;并且系统内外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涨落及其涨落的放大机制和突变性.因此,需要从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对象以及生态补偿方式等方面构建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     

试论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生态补偿制度是协调两者关系的一种手段。流域生态补偿是指由政府或者由造成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受益者，对流域生态保护者或受损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或支付的成本，按照一定的标准、方式给予的经济补偿。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应是将来立法的主要方向。     

安徽省会经济圈建设中的生态补偿问题探讨

安徽合肥、六安、巢湖三市就加快构建省会经济固已达成共识,但经济圈范围内由于环境资源禀赋、生态系统功能定位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暴露出来,需通过区域生态补偿加以解决。文章通过安徽省会经济圈实际情况的调查,结合目前生态补偿研究内容,提出了针对省会经济圈的流域水资源、森林资源和生态功能保护区等领域的具体生态补偿设计内容。并对建立与完善安徽省会经济圈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为区域性生态补偿方式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建立黄河三角洲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

在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已在农业、资源开发、河流治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实施,较好地解决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东营是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主战场,生态环境存在较多问题,保护和建设资金匮乏,急需构建运行合理、兼顾多方效益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东营市的生态环境情况,应本着"谁破坏谁修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重点在油气资源开发、湿地保护和林地建设等领域,依据合理的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进行生态补偿。可通过争取国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税费方式向破坏主体和受益主体征收、市场化融资等方式筹措补偿资金。     

论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定化

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定化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制化的基点,体现着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法定化主要包括主体类型规定和权利义务的配置,进行主体分类时应保证主体间相互衔接性和活动场域的相对边界性,权利义务配置应遵循适度倾斜的实质公平和权利义务和谐的基本原则。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主体、中观层面的主体和微观层面的主体。宏观层面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中观层面的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环保组织;微观层面的主体分为农业生态利用的利益受损者和利益受益者。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通过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反省,探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问题。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     

农村环境建设的美学使命——以汉江流域农业文化与农村环境建设为例

中国的诗性文化根源于农业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农业田园生活的诗意追求。从环境美学角度看,增强农村和城市环境的田园性,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而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建构农业生态文明,就是广泛建设诗意乡村的核心基础。     

国外天然林保护概况及我国天然林保护的进展与对策

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随着森林资源,尤其是天然林的持续锐减,许多国家通过实施保护工程、培育人工林、发展近自然林业、建立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实行禁伐或限伐措施等途径,加强了对天然林生态系统的保护。我国为恢复和发展天然林资源,于1998年实施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将69％的天然林划入工程保护范围。此外,通过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建立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措施,保护具有特定意义和作用的天然林。该文综述了国内外天然林的保护状况,并针对我国天然林保护工作的现状,提出进一步加强天然林保护的对策。     

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108个城市2004-2014年市级面板数据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格局,综合而言,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长江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分化特征明显,湖南、湖北和四川等长江上游城市生态效率较高,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依次递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科技创新显著地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率,经济快速增长降低了城市生态效率,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科技创新是提高城市生态效率的有效途径.研究还发现,产业结构偏离度有利于提高城市生态效率,而产业升级抑制了城市生态效率的增长,意味着产业升级并不是提高城市生态效率的捷径.     

通辽城乡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包括城市的持续改善、农村持续改善、城乡联系紧密且差异逐步缩小三个必要条件。结合通辽地区特点，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包括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农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通达指数和差异系数共同表征的协调性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结论显示：通辽地区城市整体在持续改善，其中经济是主要拉动因子，社会和环境子系统对整体改善贡献较小；农村整体呈微弱改善趋势，其中环境子系统有逐步恶化的趋势；城乡间通达程度较低，城乡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因此，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加强环境保护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都是头等重要的。因此，应该以统筹城乡环境保护为支撑，加大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实现通辽地区可持续发展。     

城乡等值化发展与公平发展研究——以贵州贵安新区为例

城乡等值化是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工作条件、社会保障、居住环境等方面“不同类,但等值”。其模式主要是通过土地整理、优化产业结构、村庄革新、强化生态保护等,将农民留在土地上。而城乡公平概念则是基于城乡之间存在发展上、政策上以及财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不公平而提出的。实现城乡公平发展要统一城乡规划布局,统一城乡户籍管理,消除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保证城乡居民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     

中国出现新乡村性？——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喜欢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前往乡村地区休闲度假,给旅游地理学和休闲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为研究中国新型的甚至是未知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新的休闲度假趋势主要产生于大中型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郊区为例,研究新型乡村旅游在城郊地区的发展,在保留和修缮传统乡村景观的同时,也产生出新型景观。旅游的发展促使乡村地区结构重组,建立了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与当地农业发展之间的新联系。从中区分出两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一种是为了适应当地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开发且相对独立的小型农家乐或乡村旅游景点。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既有利于当地发展支柱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也为城市居民重新审视乡村世界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