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契约之存在基础及作用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社会,身份关系及契约关系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两个重点.对于古代中国,身份关系一直是由儒家的“礼”所调整,鉴于儒学的发达与较高的传承度,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能从大量的古籍与相关学术文献中了解古代中国身份关系的全貌,但对于古代契约关系我们却鲜有系统地了解.以中国古代契约之存在基础为出发点,从社会思想、制度保障及立约手段三个层面来认识中国古代契约活动,揭示“诚信”、古代民事法律和立约保障方式三者在中国古代契约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阶层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阶层吴忠民，叶春雷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时期。二十年来，伴随着两大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社会经历了大规模、深刻的社会分化。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发...     

传统农区经济转型原始路径的一般分析

根据不同层次转型的涵义,转型将被设定为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转型之前,传统农区的原始形态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简单的家庭小农生产方式极易水平位移,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在由封闭到开放的演化博弈中,传统农区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越大,开放程度越高,具有改革信念的人在公众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则经济转型就越容易启动并获得成功.最后传统农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型.从经济层面上来讲,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表现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     

传统“孝”伦理的法律分析

"孝"伦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一直是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孝伦理基于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强调儿女应当"事亲"、"敬老"以回报父母,由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蕴含其中的父母与儿女代际间的社会契约法律关系.而且,这一契约关系得到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强有力的保证.这一契约关系在古代传统社会里有其合理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着符合时代需要的重大价值.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从乡居到城居:晚清绅士阶层现代化的趋向

晚清社会处在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这一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传统乡村向城市变迁的过程.但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不是近代工商业资产阶级,而是介于"官民"之间的绅士阶层,他们从乡居到城居的转变可以印证这一点.     

试论唐代城市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朝代,而城市史则是近20年才逐渐发展起来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唐代城市是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但至今还尚未见到对唐代城市发展原因全面论及的文章.历史上看,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工商业互动及市民阶层社会生活的影响五个方面成为唐代城市发展的推动因素,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唐代中叶,中国古代社会即开始向近世过渡,这一过程至宋已完全确立.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极为显著,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而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增强,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要求获得更大的土地自主权.唐中叶,均田制的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兴起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而土地私有产权的加强,在制度上,经济上更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己取得的相对自由.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能力本位·社会本位·发展本位——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核心理念”的思考与对话

当代价值观研究中提出的“能力本位论”和与之商榷的“社会本位论”都有“论题价值” ,也不乏有启发性的思想 ,但是二者在总体上逻辑不周延、理论有偏颇 ,在实践上不可行 ,因而难以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在对理论依据和现实趋势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关于确立“社会价值观核心理念”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提出了把“发展”作为我国当代价值观之“本位” ,认为“发展本位”能够将“能力本位”和“社会本位”二者的合理内核兼容于一身 ,是一个能正确反映我国当代社会及其社会成员现实要求和演进趋势的价值观核心理念。     

国际会计准则:“会计”还是“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并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然而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回顾,"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积极的经济后果"这一传导机制并未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而针对统一会计准则存在基础的理论分析也表明,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差异下追求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限。回顾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自身的发展变迁,其在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对国际会计准则权威性的关注,已逐渐高于会计层面的考虑。     

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的探讨

规范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无市场规范,则无规范市场。文章根据历史上及国际上证券市场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论述了我国要加强证券市场规范,形成规范的证券市场并使之不断发展应该采取的4项措施。     

从权力本位迈向权利本位

大学治理效能决定了大学治理向现代化递进的成色,其有效性需要在权力—权利的双边互动关系中呈现。中国大学治理呈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且治理成效显著。在权力逻辑中,由于大学权力精英治理事实与民主参与价值之间的疏离,需要廓清各行动者权力的边界。在权利逻辑中,大学治理要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将这一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大学治理的核心机制。基于此种认识,大学治理必须坚持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以利益相关者权利确立大学治理的根基、以法治凝聚大学治理的共识、以集体行动创造大学治理动力、以质量文化提供大学治理支撑,由此确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点,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医疗纠纷案件中行业规范与法律规范之冲突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行业规范和法律规范,无论在观念及思维方式上,还是在对医疗责任的认定和理解上,都存在着冲突和差异,增加了案件审理的难度。文章分析了医疗行业规范和法律规范两者间的冲突表现,并究其原因,提出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     

导入单位标准,改善作业基础标准成本

将作业成本管理理念融入标准成本系统,是全面提升成本管理质量的经济而又理想的选择。但作业基础标准成本的制定却是一个“鸡肋”般的问题。本文以理论和实务界对ABC的改进为前提,详细设计了改进作业基础标准成本的具体方式:以单位标准为核心,通过确定单位作业时间标准、单位时间价格标准,确定单位作业成本标准,进而确定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此举不仅使作业基础标准成本系统运行更加切实可行,而且使其系统管理功效更为突出。     

创新思维的体现--李健吾无标准的批评标准

李健吾非常强调鉴赏性、主观感受和个体特殊性,他的无标准的文学批评标准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思维。李健吾的批评的创新性还体现在他的评论本身也在塑造人物。     

尺度是美的感性显现

在欣赏和创造的过程中,客体的形式及其所体现的内容与主体的内在尺度相适应,即客体的形式及其所体现的内容符合了主体的内在尺度,就能够激起主体的美感。能够激起美感的客体才是对象,也才能够体现美的规律。对象以感性的形式呈现给主体,而主体以自身的尺度接受适合自身尺度的对象,所以,美是尺度的感性显现。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冲突时的请求权基础——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1条后段之不合理性

保护相对人利益是规制格式合同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合同法》第41条后段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显然,这一规定只考虑了在多数情况下非格式条款有利于相对人,而没有兼顾特殊情况下格式条款也有可能更有利于相对人的客观实际,因此,该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既然《合同法》已规定了“条款有疑义时为不利于使用人”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做出第41条后段的规定,否则,有“添足”之嫌。     

或有事项准则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从或有事项准则的目的及适用范围、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确认计量、信息披露等方面指出或有事项准则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