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拓展

清朝官方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和社会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化此项探讨,可显现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关系.将这个思路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以中国官方史学的运行机制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予以比较,有助于探索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狄公案》中国家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

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并行着两套法律思想--官方法律思想和民间法律思想,两者时而和睦相处,时而剑拔弩张。可历来法制史研究者们对后者较为轻视。作者欲通过对清末公案小说《狄公案》的研究,着重对书中所反映的传统社会的民间法律思想加以发掘,旨在论述其中官方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冲突,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历史本来面目和连贯性。同时对于官方法律思想和民间法律思想的研究,亦可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对于我们处理好当前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元明以来北京丫髻山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惟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被许多人称为“本土宗教”,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之根坻全在道教”,道教不仅与官方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民间也有着其它宗教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北京地区道教宫观众多,大小不一,建置各异。较为著名的有“五顶两山”,即东顶、西顶、南顶、北顶、中顶,丫髻山和妙峰山。其中丫髻山自元明成为官方祭祀中心以来,逐渐成为北京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民间仍有广泛影响。通过对元明以来丫髻山地区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探讨其与官方、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这一地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内在机制。     

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谈《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社会蕴涵

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金瓶梅》破天荒地对腐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一次擘肌析理的总剖析,直接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以有益的启示。它主要借助于各类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全面、深刻地反映晚明的社会生活。本文所要论及的潘金莲,就是小说反面群像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性格之一。 历史发展到晚明社会,中国封建制度已接近垂暮之年。它集封建丑恶性、罪恶性之渊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生态天府 人文蜀都(上)——试论中国成都的城市形象定位

中国成都是一个颇具性格的城市。本文共分6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地论析了成都的城市形象定位问题。第1部分是对成都城市形象定位的总体思考,第2—5部分逐一审视了成都这座城市已有的历史定位、官方定位、媒体定位和民间定位,第6部分提出了作者本人对成都城市形象定位问题的深入思考与个人建议。本文认为,为一座城市定位必须涵盖这座城市历史的文化传承和现实的新生要素,还需为城市的发展留足后世的空间,以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成都,即珍视历史,正视现实,注视未来。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生态天府,人文蜀都”即是关于成都城市形象定位的试探性结论。     

清代前期对历史的普及与传播——兼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历史的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私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历史的教育与普及,而且官方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并对私家撰述在思想上起到引导作用,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制。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时,大多给予批评,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关注到官方与私家的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晚明女性墓碑文之研究价值

无论从史学或是文学角度立论,实用文体都应该获得较之目前更多的重视.文章以晚明女性墓碑文为研究对象,重点揭橥此一文体对于女性生活史及性别史的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墓碑文作为生动精微的女性史料,为我们矫正以往认识偏见、重塑历史中女性的面貌提供了依据,墓碑文也是我们建构晚明性别社会秩序的参考.此外,文章对墓碑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谀墓”加以澄清.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展示晚明女性墓碑文写作的大致情况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     

宏观经济理论的突破对历史学的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得益于20年来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这不仅使唯物史观派史学相形见绌,而且启示我们:中国历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脱胎换骨",有赖于宏观史学理论亦即传统历史哲学的"伤筋动骨";而这又需要史学界首先革除世故与保守的积弊,允许怀疑,大胆创新;积极吸收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优秀思想,建设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使唯物史观派"重新回到民间来,重新确认自己的民间身份"。     

略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间网络历史书写变得日益普遍,它与以往学界历史书写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关系,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围绕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探讨了两种书写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文章指出学术性的山西事件书写是随着时代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断在变化的,新中国以后有关义和团的许多学术著作一般都不提山西事件这类有某种负面影响的故事,造成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只有海外研究者声音的状况。晚近兴起民间网络书写对山西事件猎奇式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其非专业性影响了这种叙事的质量。本文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民间网络史学的出现提醒了学界史学在网络时代如何恰当处理晚清历史中的某些负面故事,建设和运用好历史知识话语权的问题。本文特别指出,民间网络史学在破除学界史学曾经有过的偏颇倾向时,自身也要警惕对特定人和事的情绪化及神话化倾向。     

论明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本文就明代各阶段的文化发展作了剖析,提出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皇权文化与非官方的民间学术文化两个封建文化范畴,并通过实例考察了它们在明初、盛明,中明、晚明四个阶段的发展,揭示了它们彼此消长互成反比的发展规律,在分析产生这一规律的原因时,论证了过去被文化史研究者所忽视的皇权之巨大能量。作者在论述晚明民间学术文化集大成、经世致用、受西学影响等时代特色后,又从经济、政治、历史等多元角度,阐述了晚明学术文化繁荣的客观条件。     

明代后期的"经世文"汇编

明嘉靖、万历以来 ,史学上出现了大规模汇辑当代名臣奏疏和经世“论”、“议”的“经世文”汇编风气 ,这些作品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 ,收录事关军国民生的奏疏和文章 ,反映了明代后期史学重当代 ,追求实用的特点 ,与晚明实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蒙学报》现代性探索的路径与反思

晚清社会变革中,《蒙学报》以“反传统”为旗帜。以叶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怀教育救国之志,通过近代传媒,尝试对传统蒙学读物进行多方面的改造。其引介国外文本,采编民间文本,重述历史故事,将语言口语化、故事图像化,使受众分级化,针对儿童教育需要,发出了儿童文学的先声。而囿于教育政策与政治形势,《蒙学报》在创新的同时处处受制于传统,不自觉地落入传统的窠臼中。它在“延续传统”和“反传统”的过程中,纠缠着文人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对话、官方引导与民间诉求的博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新旧力量的对峙。它改造传统意图与遵循传统实践之间的落差,凸显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学现代化努力。在此过程中,儿童文学意识的逐渐觉醒,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传统

毛泽东酷爱历史,熟读史籍,曾有志于史学研究。虽然他未成为专门的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却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传统悠久而丰富,其中不乏耀眼的精华。毛泽东从指导中国革命出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关注,使“通古今之变”,“以古为镜”等史学传统得以光大;他提出的“读史必重近世”与“实、事求是”等主张, 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改造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