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粤西地区新入职高中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粤西地区4市351名新入职高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结果显示：粤西地区新入职高中教师幸福指数介于一般与幸福之间,未达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水平;女教师的幸福感显著强于男教师;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教师描述幸福事件中涉及最多的对象是学生,占74.18%,幸福事件内容中教学成就感、学生认可和师生关系融洽所产生的幸福感占79.08%。而不幸福事件中所涉及最多的对象亦是学生,占38.64%,待遇差和工作经验不足所产生的不幸福感占63.69%。调查结果表明,加强职中和职后教育技能训练以帮助高中新入职教师快速成长和提高收入是提高其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通过对洛阳市358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从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10个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较高,但是在具体满意度幸福指标上其高低存在较大差异,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追踪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追踪研究法,基于4个时点、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纵贯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稳定在3.2分左右(5分满分)。排除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和获致因素(婚姻、学历、职业、收入)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及成因探析 ——来自人口活跃度、居民幸福感的证据

该文以空间为分析尺度,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活跃度和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态势和内在联系,运用空间计量实证工具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之成因进行探索,进而提出了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具体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活跃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一定空间耦合与分异;人口活跃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有显著助长效应;居民幸福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变化态势,部分区域受不同文化影响,对幸福感认同存在差异;对口支援有效抑制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家信心不振削减了产业转移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与市场文化的调适程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等因素,均是新疆经济增长异速前进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打破新疆自然地理空间的藩篱,注重人口发展质量,提升居民幸福感,提高对口支援质量与效率,以及培育市场机制等,是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手段。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国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国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弱.样本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越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样本,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主观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构成以及样本的性别分布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为此,文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需要理论解释.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以我国2006—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采用SYS-GMM方法从实证角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 能源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交叉项与我国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三类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自东向西呈现递减的促进作用,能源消费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后.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全国常模的比较分析

利用元分析方法对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全国常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无差异;文理科大学生、男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均无差异;女生家庭氛围体验满意度优于男生,理科生目标价值体验满意度劣于文科生;学位论文报告的大学生知足充裕因子与全国常模相比较的差异要大于期刊文献与全国常模的差异;大学生知足充裕、社会信心、成长进步、自我接受4个因子与全国常模之间的差异随着数据收集年份的推移而越来越大;地域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无影响。     

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

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取样,对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群体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和收入等四个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其幸福感已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笔者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尊、线上和线下同伴交往均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作为心理因素的自尊与作为行为因素的同伴交往,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双重中介作用,并且自尊的中介效应强于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在同伴交往机制中,线下交往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线上交往的中介作用。由此来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可以通过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理念,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与同伴积极交往、互动。     

民族地区数字生活提升家庭幸福感了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数字生活也成为居民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数字生活是否提高了家庭幸福感呢?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民族地区数字生活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生活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家庭的幸福感。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生活不仅提高了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丰富了家庭的精神生活,进而提升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生活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对农业户口、信贷可得性低、使用互联网频率低的家庭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家庭数字生活水平,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