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论鲁迅前期的艺术选择与文化选择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可能产生微不足道的作家,也都可能涌现巨匠和艺术大师。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只有现实主义才可称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从而取得“正宗”的地位。而作为新文学奠基人的鲁迅,怎么会在“主流”之外而不是“正宗”呢?不错,鲁迅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之后,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清代医家史以甲生平与伤寒学术考

清初江苏医家史以甲 ,字子仁 ,著有《伤寒正宗》。对其生平与著作进行的考证与研究表明 ,史氏为清代江都 (扬州 )县甘泉邵伯镇人 ,生活于明崇祯末至清康熙中期。通过对现存孤本《伤寒正宗》的成书、刊刻时间、版本著录情况的研究 ,认为本书刊刻时间不早于清康熙十九年 ( 1 680 )。其伤寒学术思想 ,主要继承了方—喻的“重编整理”观与“三纲鼎立”说 ,并主张以证为纲 ,对《伤寒论》进行研究     

《文章正宗》的成书、流传及文化价值

《文章正宗》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纂辑的一部文选汇编。本文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分析考辨，理清它的成书过程，指出此书是在真氏《诸老先生集略》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体现了宋人以道统治世的理学史观。本文通过对版本的考辨，寻觅出《文章正宗》宋椠本的版刻脉络，揭示其蕴含的文化价值，论述了该书在宋代理学发展演进中的历史地位     

《二南》《九歌》同源说补证

《二南》诗本身产生在文王受命之前,冠以“周”、“召”的原因似为“代名其地”以突出其“文能怀远”的作用。《二南》诗的属地似为“三楚”之地。《九歌》与《二南》在题材、祭北对象、语言运用、表现手法和描绘的动植物上都有相同之处。二者同源于楚地祭祀风俗和野舞民歌,并因其突出的文学性而成为中国古代“歌律正宗”。     

“广陵散曲世有二谱”考

唐宋文献中存有两条《广陵散》流传谱系，其一为包含“止息”段的三十六段《广陵止息谱》，其二为不含“止息”段的《广陵散》。宋代以后《广陵止息谱》与《聂政刺韩王曲》等融合发展成为《神奇秘谱》四十五段《广陵散》。而不含“止息”段《广陵散》，则演进为明末潞王朱常淓于《古音正宗》琴谱中刊印的九段《广陵散》减字谱。根据文献推断，“潞本”九段《广陵散》最初流传时间不晚于唐代，其减字谱的成谱，最初或与唐代琴家陈康士相关。其后潞本九段《广陵散》与神本四十五段《广陵散》开始了事实上的“二谱”并行流传时代。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胡适与陈独秀的翻译活动及思想对比探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及文化传播活动极其频繁,历史和文化因素使得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和策略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及文艺复兴先驱以翻译为手段,大量引进西方文学作品,介绍先进文化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但二人的翻译思想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语言与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意大利语作为文学语言登上历史舞台,意大利的文化精英对其价值和标准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结果是在16世纪确立了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意大利"标准文学俗语".在很长时间内,这一"标准文学俗语"成为塑造意大利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也为现代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对这一争论的考察,对我们深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生活及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思想和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

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其文学翻译思想包含了文学翻译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将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诗学精神。     

试论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的文化价值

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办。作为一份全英文期刊,它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着力将中国文化译介传播到国外。作为作品发表的园地与文化交流的载体,《天下月刊》刊载了大量文化评论与文学译文,具有丰富的文化与文学价值,并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向外传播开拓了先河。     

尘世的盲视与心灵的洞见——西方文学中的瞽矇文化解读

盲人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从西方文学的源头考察,他具有先知和受惩者两大类原型意义,由此构成了西方文化史上的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文化现象(有学者称之为"瞽文化")。盲人形象的文化意义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既有继承,更有发展和超越,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与文化时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的实质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文化关系”。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包含合倾向性与合形式性两个命题。文学接受中的不合倾向性与不合形式性 ,究其原因 ,是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与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调形成“错位”或“逆反”态势。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文化背景转换 ,也就是“文化时差”问题。文学史或者说文学接受史是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对其影响的效果史。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发展 ,导演了人类文学接受史上一幕幕精彩活剧     

批评需要文化想象--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思考

本文从艺术想象与文化想象、文学的价值向度与文化想象、文学批评与文化想象等关系域,提出并阐释了文学批评需要文化想象的理论命题.文中认为文化想象是全球化语境下,以文化为资源的社会性想象,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想象;在现时态的文学中,想象的多元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向度的歧义,呼唤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来就包含着科学的文化想象,当代文学批评要与批评的对象相适应,不仅要对文学中的文化想象予以臧否评价,而且它应当以积极的文化想象为前提去批评,更多地给人以理想和憧憬、给人以信仰和形而上的支持,从而不失其批评的职责.     

试论民粹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转化和演变

民粹主义一开始进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就被紧密联系在民族命运和革命前途之上。在整个现代文艺思潮中,随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确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文艺思潮,它在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牵引着现代文学的走向。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