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论“节”的音乐意义及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节”字,基本意义为“节乐”与“和乐”,同时还兼有“乐章”与“乐器”之意.“节乐”是实现“和乐”的前提和条件,“和乐”是“节乐”的结果.“节”的这一基本意义与音乐美学中的“中声”、“和”等概念范畴共同指示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大致形成于春秋末期.“节”的音乐内涵实际上处于传统音乐美学的中心层面.     

"成于乐"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里,"乐"指快乐,也指音乐、以音乐为代表的宽泛的艺术."乐"对培养人格理想和实现政治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乐"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当代筝乐艺术的发展趋势

筝乐艺术在习筝人数的不断扩增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从民族器乐改革和传统音乐文化弘扬上看,古筝音乐在艺术风格、演奏方式、演奏技术、文化理念等方面,都将有新的发展变化.据此,广大习筝者应全方位把握这些趋势,努力推进筝乐艺术的创新发展.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王维谪济州司仓参军年月及行踪考

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右丞年谱》(以下简称“赵谱”)、今人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均将王维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系于开元九年(721),这是正确的。王维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除见《旧唐书·文苑传》外,唐姚合《极玄集》亦有是说;王维及第后释褐为太乐丞,可见《新唐书·文艺传》。以上均有史料为证。然王维于开元九年由太乐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二谱却未提出有力的证据。为此,作补证如下。《旧唐书·刘子玄传》曰:     

论丽江"白沙细乐"的风格形成与现代化发展

"白沙细乐"是云南丽江纳西族的一种民族传统音乐,目前,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白沙细乐"作为在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中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一个代表性乐种,它不仅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音乐史料研究价值,而且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特点对面向21世纪的现实社会中的传统艺术的发展而言也具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宋初词乐的蕴蓄积淀背景浅探

文章对宋初太祖、太宗朝的乐制重建、乐曲整理、民间音乐等与词乐密切相关的诸因素进行分析,试图从研究的角度理清宋初近半个世纪词坛沉寂,随即迎来入宋第一个词乐高潮的成因和脉络,说明音乐对词的特性及词体演变的影响,还原宋初词乐蕴蓄积淀并走向兴盛的真貌。     

社会功能变迁中的"白沙细乐"

"白沙细乐"是产生于元明之际并至今仍流传于云南丽江纳西族民间的一部古典音乐.纵观这部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发现,这部音乐的社会功能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初"白沙细乐"是以民间歌舞的形式出现;后被丽江木氏土司府吸收为礼仪音乐;木氏土司衰败后又流入民间成为民间歌舞音乐;清初"改土归流"后又逐渐成为纳西族的丧礼音乐;改革开放后,这部音乐又被打造成为丽江的文化产品."白沙细乐"社会功能的每一次变化或者说变迁,都与近现代纳西族整体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代协律郎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日本著名音乐史专家岸边成雄认为,唐代的协律郎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此说已成定论。但是,经过对唐代全部协律郎的考察,发现一部分协律郎固然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但并不是所有的协律郎都具有音乐才能。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中唐以后,协律郎有时仅是一种虚衔。协律郎具有充任乐队指挥、创制乐曲、创作歌辞和完成选词入乐等多种职责。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论音乐演奏的审美控制

在音乐演奏过程中,应做到主客统一把握审美标准,对审美＂离向＂和＂离轨＂的倾向进行修正;使音音运动沿着相对平衡方向和关系正常进行;使审美音响从＂无序＂表达走到＂有序＂自由抒发的运行规律上来。在审美标准的指导下,应兼顾审美标准的相对独立性、可变性、文化差异性,使演奏主体个性与原作品共性协调、适度把握,兼顾听众审美标准,在理论与实践中明确适度控制审美标准对于音乐演奏立美的意义。     

周代“大师”职官解

“大师”作为周官的一种，历来对它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而与它相关的师氏、虎臣、司马等官职也存在认识上的混淆。本文首先通过将“大师”解构为三种不同的官职来全面分析称为“大师”一职的具体情况，再就各种“大师”本身的发展演变试图揭示一些它与其他相关官职的关系，以便从一定程度上排除旧有的观念混淆。     

辽朝南面朝官体制研究

辽朝南面朝官分为以南枢密院和中书省为中心的枢机系,以翰林院和史馆为中心的词臣系,以及其他南面机构三个子系统。着重比较研究这三个系统的构建体制、官吏任命和对应寄禄官情况,并列出辽朝南面朝官级差表。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剖析后唐伶官现象

后唐时期,由于庄宗宠信伶人,遂使伶人干政弄权、败纪乱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伶官现象。剖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音乐艺术的充分发展使宫廷伶人地位上升、庄宗本人笃好音乐、庄宗用人政策失误以及五代政治制度败坏诸因素。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文化

在《玎玎珰珰盆儿鬼》这部戏里,包待制在自我介绍时的＂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道出了一位清正廉明、执法不阿的清官的心声。元杂剧包公戏所表现的清官文化主要是借塑造包公这个清官形象反映出来的。包公这个清官形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元代成熟定型的一系列过程,以及元杂剧包公戏作家显露出的清官思想,这些都呈现阶段性特点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形象,是剧作家们清官思想的体现,是借古喻今,彰显社会现实的利器。其表现出的清官文化更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意义,值得我们重点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