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民间组织良性发展探析

民间组织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发展民间组织对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间组织的生存发展和规范运作,政府起着关键作用。研究政府在民间组织成长中的角色、作用以及管理职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从当前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分析了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群众路线视角下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简

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对拓展民众有序政治参与途径,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和谐,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发展和完善民间组织,需要正确认识民间组织的作用,支持和引导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健全和完善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优化民间组织生长发展的法律制度条件;拓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民间组织自身的素质与能力建设。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法治政府建设视域下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治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发展,中国民间组织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制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良法＂;有利于形成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组织力量;有利于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政府。在当前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正确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推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论公用事业规制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

现代行政的模式已经由过去的单方、高权行政向双向互动、服务给付行政过渡。政府规制活动也由以往的政府单向、高权等硬性规制向开放、柔性、对话规制迈进。这种改变使得规制行政法律制度框架理论也要随之作出调整和革新:进一步凸显法治行政理念引导下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政府规制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将以契约为核心的私法理念有机注入传统政府规制行政法律制度中;适应政府规制手段柔性化以及环境规制等新型规制内容的出现,积极拓展司法权对政府规制的审查范围。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初论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属于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如何管理公共事业,提供公共事业产品与服务。由社会转型导致的政府治理变革引发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整体性变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实现国家事业向公共事业转变、国家包办向多元参与转变、“两公模式”向分类发展转变、管办不分向管办分离转变、政事一体向政事分开转变、行政任用向契约聘用转变。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结盟地方、应对中央:动因、类型及成功机理

在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对企业实施治理的特定情境中,当企业遇到中央规制的强大压力时,可以针对地方政府"双向代理"的特征,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利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促使中央规制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本文对企业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关系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企业与地方政府结盟的四种类型:地方政府默许、地方政府援助、地方政府引诱和地方政府主导.在对四种类型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就企业与地方政府结盟突破中央规制限制的成功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定位、内涵与建设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向"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转型,并开始着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正视地方政府管理中对法的"政治定位"的理解和管理体制的"职责同构"问题,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将资源更多的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并给予社会公正以更多关注。通过施政创新,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与政府发展、公共行政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与政府治理转型

独立管制机构勃兴于各国政府进行大规模"去管制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时代,私有化后的公共设施、政府内部的其他行政机构以及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公民社会组织都成为独立管制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施加影响力的对象。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传统的"福利国家"被一个以管制为主要内容、结构上更为碎化的"管制国家"所取代,不过这种组织的激增也给政府带来了各种"代理成本"。独立管制机构对我国的事业单位改制以及若干政策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新形态——以"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建设为例

伴随着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强大,传统管制型的政府体系已经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诉求,如何调整组织形态,以合作治理导向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世界在探讨的共同话题. 分析当前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以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正积极推行的"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为例,剖析城市基层政府在这一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合作导向的治理结构和内容变化趋势,从中寻求适应当前城市化特征的基层政府治理新形态.     

"善治"视野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既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步入后工业社会行政管理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奠基、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现代结果.尽管善治体现了人类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但缺乏社会发育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尚不具备多元治理的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转型期我国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探析

随着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我国社会整合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民间组织在组织形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在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有助于形成规范社会的组织力量,实现社会的制度整合;有助于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实现社会的价值整合;有助于形成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结构整合。而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民间组织应提高自主性建设,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政府要完善法律制度,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控权：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法的理性选择

当今全球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此背景下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选择对于行政法的发展以及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行政控权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真正体现行政权的本质、作用、功能,为保障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权,我国行政法应该强调控权理论,保证行政权力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行使,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制约。要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保证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控权理论是风险社会下中国行政法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