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考课中的监察校正机制——兼论考课与监察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为防止考课中的作弊行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察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构参与考课的制度、考簿的管理及相关制度、勾检制度等。考课与监察是官僚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制度，二者的紧密配合是官僚政治正常运转的保障。     

自然灾害对唐代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论略

唐代灾害频发,演变趋势呈现中前期相对较低、后期较高的特征,发生区域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基层地方官员承担具体的救灾工作,务虚性的救灾行为较少。灾害奏报制度完善,日常规定和官员出巡相配合,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对地方官员进行赏罚。考课制度与灾害奏报体制在运行中存在矛盾,影响救灾绩效与官员救灾方式的选择。灾害救济成效显著者获得荣誉褒奖和职位升迁的激励,弄虚舞弊或救灾不力者遭受朝廷贬谪或被百姓殴打或者击杀的后果。"灾异天谴论"与考课制度共同制约着官员的政治命运。灾害的发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响着官员的政治命运走向。     

明代官员政治地位升迁中的年资因素——以徽州进士为中心的考察

重视年资,是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下对官员考评、铨叙、升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代尤为显著。在明代徽州156位任职时间可考的进士中,任职时间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任职时间超过30年者,其高官机会则为0.88。可见,年资的积累,是官员地位升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由于官员考课制度缺少清晰的、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年资因素逐渐成了一个刚性的衡量尺度,进而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机会和政治前途。     

魏晋南北朝考课等第的划分

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同级别官员作参照物，如各州郡以本辖区官员相比、朝廷以天下同类级别官员相比，来确定不同范围官员的考课等第。魏晋南北朝考课等第的划分等级时有变化，适应了对官员升降赏罚的政治需要，强化了考课的黜陟功能。     

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北周隋唐官制研究

北周隋唐官品结构中存在一类基本品阶,称为本阶或本品.它是官员在官僚等级制度中用于迁转的基本阶级.其品阶名号原是负有实责的军官职位,逐渐虚衔化之后成为散秩,更由散秩发展为稳定且连续的品阶序列.本阶与职事官勾连,其进位授阶意义强于其他品阶.在北周隋唐不同历史阶段,本阶经历了功能混融、层级分化与文武分化的发展.     

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述论

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述论杨钰侠（宿州师专历史系）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１．从道武帝拓跋到文成帝拓跋时期，为制度的草创阶段早在道武帝拓跋时，史籍上就有了对地方官吏考核的记载，拓跋在天兴元年八月曾“遣使巡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     

魏晋南北朝巡行与考课关系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巡行使能够获取地方官的为政信息,并把该信息传送至上级部门,以作为考课地方官的重要依据;巡行使亦可在巡行过程中奉旨直接考课、黜陟地方官。巡行既是考课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考课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考课制度实施的重要环节。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唐代有很多官员受到贬谪处罚，但官员受贬过程纷繁复杂。文章通过对官员受贬依据、受贬地点及官品下降幅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唐政府依照一定的惯例，即依法贬官、补阙外任、品阶相近、重罪重贬等原则来贬谪官员。这些原则也是理解唐代官制的重要环节。     

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崔浩时代

崔浩以其过人才华和谋略成为北魏史上最著盛名的汉族官员,他以经世济用、用夏变夷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张在太武帝时期开创了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北魏中期贪污之风盛行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中期,贵族官吏群体中贪污之风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北魏从游牧部落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许多旧有的历史传统被保留下来,对于公私财产观的概念模糊,成为北魏中期官员贪污普遍化的历史因素,并与俸禄制度和礼法工具的缺失共同构成贪风盛行的内在原因。而贵族官员阶层严重的贪污现象,在客观上坚定了北魏孝文帝实施变法的决心,促进了北魏的法制化进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北魏政权的崩溃灭亡。     

魏晋南北朝文官考课后的奖惩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官考课后的奖惩形式多样,主要有官职升降、官品升降、物质和精神奖惩、赠官与定谥号、夺劳与赐劳等。考课后的奖惩是考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发挥考课的政治功能,对魏晋南北朝官僚秩序的恢复与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麓川战役”与云南卫所军功研究

麓川平缅宣慰司之乱关涉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系本省参战,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其获功依据主要为阵亡功、奇功和头功。“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均需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内陆移入云南的职役群体,面对麓川地区复杂的环境和边境危机,军功升赏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职役群体的战斗力,更有利于麓川叛乱的平定。军功授予依参战地点环境的险恶程度、战阵的难易情况区别升赏,是为明朝廷“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实际举措。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长,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对麓川战役获功者子孙应袭、应革功次作清理时,规定:奇功、头功袭职仍循旧例,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地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     

简论北魏皇室“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

文章叙述了北魏时期的皇"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的来龙去脉,着重论述了这一制度对北魏政治产生的影响.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由《魏书·邢峦传》看北魏军事制度改革的滞后

文章通过对<魏书·邢峦传>的解读,探讨了邢峦前期襄助孝文帝推进汉化,后期奉宣武帝命奔驰疆场的一生,指出北魏政权在封建化改革中,注重政治和习俗的变革,未对军事制度进行变革,基本保存了部落兵制.这种军事制度滞后于行政制度改革的状态,既让北魏军队中的汉族将帅难以施展,又为日后北魏政局的动荡留下隐患.     

浅析仇池国存在的原因

仇池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氐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先后断续存在了三百多年,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与当时特殊的国内政治局面及其优越的地理环境、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优秀的民族精神、完善的政治体制和灵活的外交策略有着重要的关系。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论儒家君子与王维的人格塑造

王维一生把"内圣外王"的儒家君子作为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一方面自觉躬行儒家所设立的"仁"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和完善内在修养;另一方面积极入仕,把内在的道德修养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实践,并使其政治理想具有儒家的"仁政"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