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澶渊之盟”的几个问题

公元1004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率大兵自幽州(北京)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兵锋直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11月,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襄助下,亲临澶州抵御。12月,辽、宋两国停战议和,辽奉宋为兄,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如何评价这次战争,史学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来说,是一次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这一历史事件及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考察，既试图展示出历史事实较为本质的真相，又揭示出盟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对《重评“澶渊之盟”》有关史实的两点意见

公元1005年的“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之后达成的停战和议。这一和议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民族研究》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金石同志的文章,题目是《重评“澶渊之盟”》,对这一和议进行了新的评价,读后获益良多,颇受启发,但文中史实的引用颇有商榷之处。现略陈就教。     

宋真宗和辽国策平议

近千年前宋辽“澶渊之盟”,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宋真宗赵恒利用“澶渊之役”,抓住了由“战辽”倒“和辽”的转折点,实现了“和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宋辽双方形成共存双和的局面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汉蕃和好”的佳话。宋辽双方都为此作出了妥协和让步,都是“屈而不辱”。赵恒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各项举措大致不错,尚不失为有识有谋有为的君主。     

从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看辽代纺织技术

解放营子江代壁画墓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东南三十余公里处，根据发掘材料该墓相对年代在辽中期以后至道宗初年，此时辽宋已签订“澶渊之盟”，边境趋于和平，战事较少，这时辽代的丝织业虽不如宋朝发达，但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本文通过对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丝织物的分析。根据出土丝织品残片的纺织工艺、印染技术和刺绣风格，认为赤峰位近中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特别是大批汉人工匠进入辽地后，对辽代纺织业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无一不留下浓郁的唐宋风格．又由于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在花纹图案和印染着色上又有契丹民族自己的偏爱．由于这些丝织品大多属辽地工匠所织造，因此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辽代丝织业的特点．     

《梦溪笔谈》“殿门天武官”考析

沈括《梦溪笔谈》"车驾行幸"条中,有关文字校正为"殿门天武官"相对较妥。殿门天武官的职责和身份特征与北宋宽衣天武禁军基本一致,应是宽衣天武禁军之俗称。宽衣天武是北宋皇宫宿卫禁军之一,平时主要承担把守殿门的任务,出行时则作为仪仗队伍的前导,其军士具有年纪偏大、选拔时重视身材外表、军服宽大等特点。     

从柳永、苏轼、李清照词看北宋词的审美取向

宋代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盛唐的蒸蒸日上,国力强盛已被两宋时期的战乱频繁、内外交困局面所代替。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故虽有“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路,金翠耀目、罗绔飘香……”①的表面繁荣,却终无法掩藏其深刻的杜会疾病和柔弱精神。有宋一代,由于外族的不断入侵和骚扰,统治者没有间断地处在于戈频仍的困境中。在对辽、西夏、金、蒙古的战争中,宋屡战屡败;“澶渊之盟”、“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也挽救不了宋朝败亡的危…     

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

往昔,史学界对“澶渊之盟”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是“澶渊之盟”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有些观点与史实也不相符。下面仅就所见史料,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契丹族自公元907年立国,至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6位皇帝在位,期间对中原王朝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分为:辽太祖、太宗和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扩张,穆宗和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 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因契丹建国之初,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所采取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蚕食的政策。阿保机频繁南下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因当时辽属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向外扩张,难以达到目的。阿保机对后唐使者姚坤就赤裸裸地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阿保机的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将姚“囚之旬余”,见不能迫使姚坤表态,遂把原来渴望得到大河之北的目标缩小为“镇、定、幽州”。可见阿保机并无进一步南下中原争夺霸权,一统全国的企图。     

宋代国信所考论

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是两宋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的事务机构,国信所的设置,说明两宋时期外交事务及其管理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这是宋代外交及其管理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信所的设置不仅为宋与辽、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对促进宋与辽、金之间的和平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民族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关于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包括辽金民族政策、宋辽战争、澶渊之盟、辽宋交聘、宋金和战、金夏关系、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等方面,皆取得较大进展。但从内亚史的视角、区域史的思路来看,辽金民族关系仍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注也有待加强。     

1074-1076年契丹(辽)宋间地界交涉的原因——以契丹方面为中心

引言1004年,因澶渊之盟,契丹(辽,以下只称为契丹)和宋(北宋,以下只称为宋)进入和平关系。以后两国间保持了历史上少见的百年安定状态。但是,此间在边境附近也有过小规模的冲突,此外,两国间的和平关系也几度出现危机。这就是1040年代的增币交涉和本文所关注的1070年代的代北地界交涉(下文中所言地界交涉,即指1070年代的代北交涉)。通常把此次交涉称为"画界交涉",但本文则仍沿用史料中的用语称为"地界"。本文中所言代北地区,在下文中加以说明,因为此次交涉中争执地点与周边的界线是模糊的。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比较研究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分别是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签订的和约。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和约的签订背景、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阐述一下自己对两个和约的评价问题。我们可以得出,＂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屈己讲和＂的思想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宜完全肯定。＂绍兴和议＂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不宜完全否定。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谈“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迄今已近1000年,以往不少学者论及这一历史性事件,①笔者就这一历史事件,谈点个人的看法。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檀渊订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②真宗因寇准有社稷功,“待准甚厚”,就连寇准退朝,真宗也“月送之”。③可见,真宗为澶渊订盟而心满意足。初战之时,大敌当前,北宋朝野惊慌失措,京都开封危在旦夕,王钦若密奏真宗迁都,遭到寇准的痛斥,对寇准怀恨在心。战后王钦若便向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④显然,这是王钦若为报复与深嫉寇准的谗佞之言,后代的史学家多数接受了这种“屈辱说”。进步的史学家则从订盟后出现的“南北弭     

诗可译非常译

自从十八世纪《诗经》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发行以来,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文章就古汉诗英译的历史及各种争论从可译还是不可译;直译还是意译;自由体还是格律体;改写还是翻译四个方面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对译诗不应仅局限于字面上的"信",原诗与译诗达到的对等的效果和译诗读者与原诗读者相类似的感受也是要考虑的"信"。     

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战争研究之三

自九八六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辽双方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辽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的骑兵队经常地驰骋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镇,最后迫使宋签订了城下之盟。对这段历史,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特别对于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则持有不同见解。本文将以这个问题为重点,兼从战略战术制订和运用等方面,对宋的失败作一剖析。这点想法是否成熟,还要在实际中受到检验。     

试论辽王朝的外交政策

辽王朝对外政策是灵活多变的。辽王朝的劲敌是北宋主朝,听以它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与北宋的关系。对周边其他诸国的关系,视与北宋的关系而定。跟西夏有时联手制宋,时而又彼此冲突:与高丽和平交往,有时又恩威并用,目的是为了断其与北宋的联合。立国初期,辽太祖、辽太宗等几帝,主要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以便不断扩展其领土。辽太宗时不仅吞并了燕云十六州,而且把其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岸。其后几帝又大有统一全中国之势。可是到圣宗以后,经过与北宋二十多年的战争,认识到其实力还不足以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所以与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从此虽与周边诸国有时也兵戌相见,但是,基本上奉行了一百多年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因此,在与北宋、西夏三国鼎立的形势下,辽王朝能立于不败之地,雄踞大半个中国达两个多世纪。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

殿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校刊负责人曹文埴<奏折>有详确记录.浙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学政阮元有《跋》为证.浙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四库馆写本,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的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可见,学界流行的"浙本翻刻殿本"论毫无根据,浙本与殿本一先一后,互有短长.确认殿本刊竣年月,认请浙本早于殿本,可以为《总目》的校勘、探讨《总目》撰著修改全过程以及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参照.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