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思考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近年来有较大进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和其他一些断代史研究相比,如秦汉史、隋唐史、宋史等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就是一些研究人员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与研究方法的陈旧。因此只有不断夯实理论基础,树立科学的民族发展观、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理论观、坚持文化认同与民族血脉理论,并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才能提高辽金史研究的学术质量与水平,推动辽金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民大学人李桂芝简介

李桂芝 ,女 ,汉族 ,1 941年 9月出生 ,辽宁省黑山县人 ,中共党员。 1 965年 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并留校任教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 ,中国元史研究会、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百余万言。其专著《辽金简史》从中华民族多元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发 ,以深入浅出的文风 ,概述了辽金两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民族关系等诸方面发展情况 ,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 ,获 1 997年度华东地区 (八省市 )优秀教育图…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辽金政治制度一直是辽金史研究的重点领域,21世纪以来学界对辽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对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则明显缺乏活力,较20世纪的研究差距较大。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辽金政治制度史研究应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史料,注重制度运行的动态过程,并从内亚史、区域史等多视角对其进行研究。     

关联、认同、对话——第十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

2013年10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和山西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暨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会议主题为"多向交流互动发展: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     

论辽金朝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逻辑

辽金两朝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社会形态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但对辽金国力的强盛和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和特点促成了契丹、女真人侵入中原地区的内在动力；中央集权统治强化了北方地区各民族整合，奠定了多民族政权的治理体系格局；经济结构转变使得北方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相依与互补的关系；军事征伐成为诸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了解和联系的催化剂；对儒家文化的倡导和学习加快了契丹、女真人的儒化进程，使各民族之间共同性增多，最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我校召开“首届中国地域性辽金史学术研讨会”

<正>为促进辽金史研究,加强中国辽金史学界的学术交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城市政府与我校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地域性辽金史学术研讨会"于7月7日至7月9日在我校举行。7月7日上午,研讨会在我校逸夫图书馆五楼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来自中     

简述辽金时期的泰州

辽金时期的泰州不仅是一个军事重镇,而且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重要地位。泰州的设立为加强辽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起了极其重要作用。本文试通过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对辽金时期的泰州基本情况进行描述,以期对东北地方史研究有所裨益。     

辽金元官营借贷利率及其利率政策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辽金元时期官营借贷利率及其利率政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辽金二代尚暂付阙如。采用重视实证主义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对辽金元时期官营借贷的利率及其利率政策等方面做深入探讨，以期对中国古代金融史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社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史一直是辽金史研究者关注的领域。21世纪以来,学界的研究涉及社会阶层、社会风俗、家庭、婚姻、人口、社会控制等各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分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人口及社会控制三个方面,对辽金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作简要综述。     

辽金时期西京的民俗变迁

辽金时期的西京,是当时朝廷设置的五大重镇之一,各民族交流的中心,此时西京民俗的发展呈现汉化和胡化的双向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婚姻习俗、丧葬习俗方面。通过对西京民俗变迁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民俗发展的态势及特点,有利于增进汉族人民与各少数民族同胞间的理解与沟通,从而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同胞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陕北文化的分期及其基本特质

陕北文化是陕北人历数千年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的发生、发展，可以按照历史的自然演进序列划分为远古到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元以及明清时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若干历史时期。陕北文化的基本特质表现为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浓重的军事文化色彩，以及文化中的原始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些基本特质赋予了陕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丰富绚烂的神奇魅力。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元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综述

元朝历史编纂学既继承了两宋、辽、金历史编纂中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多民族融合国家对历史编纂的认知。最能反映元朝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莫过于对前朝正史的修撰和典志体史书的编纂,这两部分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成就所在。有元一代,产生了一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编纂思想和经验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部分。     

《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兼论辽宋夏金时代的“回回”

这是一篇旧文的重写,关于《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的解读,从清乾嘉至今,一直争讼不断。虽然目前回族史界主流意见已采用王日蔚先生“回回即回鹘之音转”的结论,但此说除了“音转”这一语言学上的可能外,并无足够的逻辑的历史证据来支撑其说,特别是这一结论无法解释在宋夏战争的高峰时期为什么宋朝的军事将领会提出“打回回（回鹘）”这样荒谬的口号。余一直坚持反对“回回即回鹘之音转”的观点,旧文《＆lt;梦溪笔谈＆gt;中“回回”一词再释》完成于30年前,今检思旧文,除否定“回回即回鹘之音转”观点有足够的证据外,原来提出“回回是五代宋以后杂居于西夏境内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亦不太准确,且历史之证据链亦有断层。故重拾旧文,增补资料,修罅补漏,并将“回回”一词的传播延及辽夏金三朝,重新提出新的观点,即沈括所言之“回回”即是指唐以后来华的聚居在西夏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商人,经宋辽金时代的发展,这一批回回分布区域越来越广,以致散布到西北各地。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论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族盟誓与传统共享

辽宋夏金各族人民分治天下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尝试 ,它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本思想资源和认同前提 ,以盟誓为基本制度 ,实施了空前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融合战略 ,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