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

长期以来,有人一直以汉族和汉族政权为中国,视辽金为外国。张博泉和费孝通提出的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理论上解决了辽金为何是中国的问题,促进了辽金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中国多元一体理论,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学术概念,符合辽金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朝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实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     

论辽金朝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逻辑

辽金两朝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社会形态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但对辽金国力的强盛和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和特点促成了契丹、女真人侵入中原地区的内在动力；中央集权统治强化了北方地区各民族整合，奠定了多民族政权的治理体系格局；经济结构转变使得北方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相依与互补的关系；军事征伐成为诸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了解和联系的催化剂；对儒家文化的倡导和学习加快了契丹、女真人的儒化进程，使各民族之间共同性增多，最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共生互补＂

从各民族共生空间、经济共生态、政治共生态、文化共生态这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共生＂思想,提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倡导＂共生互补＂理念,并作为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前瞻性理论话语.     

民族关系研究领域的新颖之作——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在我国民族理论、民族史学界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民族关系的研究向来比较敏感。中国的回族史堪称是一部回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关系史。对《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认为该书是一部新颖之作,在理论探索、研究方法、分析归纳以及学科建设诸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     

试论毛泽东民族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慎重、民主、渐进的族际政治整合方针;国家主义的团结、平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价值整合模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模式;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等＂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族际整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民族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关于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包括辽金民族政策、宋辽战争、澶渊之盟、辽宋交聘、宋金和战、金夏关系、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等方面,皆取得较大进展。但从内亚史的视角、区域史的思路来看,辽金民族关系仍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注也有待加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三个层次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中国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之一。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应该进一步扩展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狭义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适用于中国大陆56个民族之间,中间层面适用于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广义层面适用于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三个层面的划分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始终围绕民族认同这个核心论题展开,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新梳理和进一步发展。     

民大学人李桂芝简介

李桂芝 ,女 ,汉族 ,1 941年 9月出生 ,辽宁省黑山县人 ,中共党员。 1 965年 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并留校任教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 ,中国元史研究会、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百余万言。其专著《辽金简史》从中华民族多元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发 ,以深入浅出的文风 ,概述了辽金两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民族关系等诸方面发展情况 ,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 ,获 1 997年度华东地区 (八省市 )优秀教育图…     

从“差序格局”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

差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把"金钥匙",前者侧重微观层面,而后者侧重宏观层面。该文力图探究如何实现从微观层面的差序格局到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即发现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理论的宏观推论。笔者运用"同心球"模型,重点研究了"民族"在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此实现两个理论之间的跨越:在"己-家-民族-国-天下"体系中把握"群体"的特点和意义,在动态当中把握差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联系。     

新疆协商民主发展的价值基础在于一体与多元的共存

新疆协商民主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基础之上,必须体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新疆协商民主发展必须坚持一体与多元共存的价值基础,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三股势力”的渗透,在尊重多元文化前提下培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公民意识和协商意识。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陕北文化的分期及其基本特质

陕北文化是陕北人历数千年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的发生、发展，可以按照历史的自然演进序列划分为远古到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元以及明清时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若干历史时期。陕北文化的基本特质表现为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浓重的军事文化色彩，以及文化中的原始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些基本特质赋予了陕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丰富绚烂的神奇魅力。     

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区西南隅之善化寺,该寺现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写者是南宋著明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弁。此碑记事、述史、写人,真切感人,对辽末保大二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对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以及对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记述。此外,朱弁对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情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成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兼论辽宋夏金时代的“回回”

这是一篇旧文的重写,关于《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的解读,从清乾嘉至今,一直争讼不断。虽然目前回族史界主流意见已采用王日蔚先生“回回即回鹘之音转”的结论,但此说除了“音转”这一语言学上的可能外,并无足够的逻辑的历史证据来支撑其说,特别是这一结论无法解释在宋夏战争的高峰时期为什么宋朝的军事将领会提出“打回回（回鹘）”这样荒谬的口号。余一直坚持反对“回回即回鹘之音转”的观点,旧文《＆lt;梦溪笔谈＆gt;中“回回”一词再释》完成于30年前,今检思旧文,除否定“回回即回鹘之音转”观点有足够的证据外,原来提出“回回是五代宋以后杂居于西夏境内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亦不太准确,且历史之证据链亦有断层。故重拾旧文,增补资料,修罅补漏,并将“回回”一词的传播延及辽夏金三朝,重新提出新的观点,即沈括所言之“回回”即是指唐以后来华的聚居在西夏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商人,经宋辽金时代的发展,这一批回回分布区域越来越广,以致散布到西北各地。     

北京宣南地区的辽金寺庙与碑刻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点,通过佛教的发展与寺庙的营建即可表现出来。从现存的辽金寺庙碑刻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贵族皆笃信佛教,并且耗费大量钱财在京城营建寺庙。他们的崇佛活动,为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佛教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