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中国上古文化的破译——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书系的文化还原方法

中国上古文化的破译——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书系的文化还原方法高扬自１９９１年始,萧兵、叶舒宪、臧克和、郑在书诸人连续推出了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的系列巨著《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说文解字的文化解说》、《老子的文化解读》、《中庸的文化...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试论《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成语,这些成语对今天我们解读《诗经》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从远古社会的鸟图腾崇拜、农耕社会的生殖崇拜和婚恋风俗、上古社会的政治讽刺几个方面分析,阐释《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国内外《诗经》英语译介研究的历时性考察:现状、问题与展望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珍宝,位列《五经》之首。迄今为止,《诗经》的英译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文章对国内外《诗经》英语译介研究现状进行了历时性考察以及当前《诗经》英语译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未来《诗经》英语译介研究进行了展望。针对当前《诗经》英语译介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视野相对狭窄、译介史缺乏等问题,指出未来研究应当把《诗经》英语译介研究与国家战略相融合,推进跨学科研究,开展系统的译介史研究,以提高《诗经》英语译介的科学化水平,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诗经》东门意象解读

东门意象在《诗经》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对东门意象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探析 ,在《诗经》中的多重体现进行了解读。东门意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地缘根源。同时东门意象多重体现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多次出现 ,反映出了它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地位。东门意象的文化蕴含丰富而又独特 ,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习俗的具体展现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从宋代和民国两次废《序》运动看《诗经》学的转型

《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分别是《诗经》学史上两次极其重要的转型,这两次转型都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废《序》运动,其运动宗旨以及对新的《诗经》阐释方式的构建影响着《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的形成。废《序》运动推动了《诗经》学的转型。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汉学传播视域下的詹宁斯《诗经》英译研究

英国传教士詹宁斯的《诗经》译本,作为目前仅有的九种《诗经》英文全译本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在汉学传播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诗经》学与《诗经》翻译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矛盾运动关系入手,综合运用训诂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深入考察詹宁斯《诗经》全译本的产生、思想特质及其在汉学传播史上的贡献。詹宁斯向英语读者介绍东方经典著作,十分重视传达原作的＂深厚道德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詹宁斯翻译《诗经》所依据的评注本,还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经学的范畴,因而这也决定了其《诗经》译本往往无法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诗经》阐释的两条线索

读解《诗经》 ,存在两种阐释线索 (视角 )。汉儒往往喜欢把《诗经》同王道兴衰的大道理联系在一起 ;宋代以还的学者日渐不满意这种读解套路 ,强调诗经的字面意义。顾颉刚“古史辩派”的理论为后人反思中国《诗经》学史 ,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略论《诗经》研究的“歌词学”价值──兼谈现当代歌词理论建设

本文从音乐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诗经》及其研究的“歌词学”价值,并对现当代歌词理论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诗经》其实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歌词总集,它启示我们,中国歌词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诗歌的附庸。本文还对中国歌词的基本特征、中国歌词的文化品格进行了理论探讨。     

略谈《诗经》比兴中的隐喻思维系统

论《诗经》比兴手法的文章很多,但多从修辞角度着眼。本文试从中国古代人的隐喻思维系统的深层入手,并结合当时语言文字等条件的制约性,对《诗经》比兴的广泛运用,作了一些新的阐释。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