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现代湘语中的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

现代湘语语料显示，从历史词汇的观点而言湘语有一个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有三个口语词汇可以证明上述推论：“渹”（凊）、“鼎”（铛）以及“侬”。“渹”（凊）、“鼎”（铛）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侬”则来自南朝时期的文人乐府及民间歌谣。现代湘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这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由此可见，东晋南朝的“吴语”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初盛唐古题乐府兴盛探析

乐府，原是秦汉时期的音乐官署名，主要职责是掌管民间俗乐，到了魏晋六朝后就演变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乐府大量采集民歌，始于汉武帝。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乐府民歌的数量应有138首，然而流传下来的汉乐府歌辞还不到40首。这些幸存的作品因其新鲜活泼的风格成为后世不断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一般都认为，文人用乐府旧题进行诗歌创作从魏晋开始，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虚构的世界——论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特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乐府诗历来被看成一种独特的诗体。《文心雕龙》于“辨骚”、“明诗”篇外,另标“乐府”篇;《文选》于“骚”、“诗”外,另立“乐府”门;《文苑英华》于“诗”门中,分出“乐府”类。故明胡应麟《诗薮》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乐府诗与其他体类的传统诗歌的区别在哪里?历来论乐府诗的特性,首先都从音乐方面着眼。但创始的乐府古辞固然都曾合乐歌唱,然自魏晋起,文人拟作的古题乐府已大多“无诏伶人,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唐以后文人自创的新题乐府更是“未尝被于声”(《乐府诗集》卷九十)。因此,在大部分乐府诗主义而不主声的实际情况下,音乐性并不能代表乐府诗的总体特性;乐府诗应该还具有自己的文学特性,否则就不可能在传统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历千年而不衰。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相应地较不发达,而乐府诗却较多叙事诗;与叙事性相应,乐府诗多采用铺叙、对话等手法;乐府诗的语言也较朴素自然,不事雕饰。除了这些特性外,笔者认为,乐府诗还有一个尚未为人拈出的重要特性——虚构性。一般的中国传统诗歌具有纪实的、非虚构的特性,而绝大多数乐府诗所处理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本文即拟从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

俳谐文指文人创作的内容诙谐滑稽的作品,包括赋、杂文等文体,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诙谐滑稽风格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形成,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汉魏六朝时期,在人才学术兴盛的环境下,诙谐滑稽风格得以在文人中流行,形成了文体不一的俳谐文。本文拟从愚弄、以物喻人以及讽刺模仿三种产生滑稽的方式探讨汉魏六朝俳谐文滑稽。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汉魏六朝杂传兴盛的人文观照及其品格检视

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十分兴盛，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先秦以来杂传由孕育、萌生而走向成熟的自然结果。同时，汉魏六朝时期的时代环境也为之提供了适宜的人文氛围。也正因为如此，汉魏六朝杂传才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独特品格。本文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投射自我、搜奇记逸、道德劝诫、崇道弘佛、显扬家统郡望。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百花齐放 争奇斗艳——由南京出土的碑石看六朝时期金陵书风

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六朝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之遗风,下开隋唐之先河;近几十年来在南京附近陆续出土的一些名人墓志与碑石,为深入研究六朝时期金陵书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