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先锋·正义——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思想评析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以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为基础,以"呈现不可呈现之物"为核心重新解读了"崇高"这一西方美学的重要范畴,并结合先锋派艺术发展出一种后现代的崇高美学。他还把崇高美学类比于政治,将康德哲学中的反思性判断力作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试图在反思判断中发现政治判断的合理依据,以寻求社会公正并找到后现代政治的出路。     

话语转换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美学面貌——20世纪语言变革与文学发展关系的探讨

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转换,以新的方式冲击和解构着旧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凸显了社会状态和文化精神的变革,给文学带来新的挑战和危机,构成了新旧文学在交替中交融的复杂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反映了现代文学独特的美学面貌。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对"崇高"的祛魅与审美意识的多元化 ——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审美观的再度调整

20世纪初,梁启超和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推崇"优美"而相对忽视"崇高"的倾向进行了纠正,标举"崇高"的审美理想,将其置于"优美"之上.导致二人这一审美意识选择的具体原因虽有差异,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其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则是共同的.随后两人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进行了反省和校正,实现了审美意识的再度转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审美观而言开始自觉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认识到"崇高"与"优美"的辩证关系,对二者平等视之.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反思现代性为立足点,在对传统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葆有的多元的审美追求,这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具有纠偏作用.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审美意识的再度转变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崇高范畴的美学转向

崇高范畴是一个美学的经典范畴,受到传统文化等级秩序中深度意义的规范,其核心内涵为认同神圣价值的纵向超越,超越性的维度建构在从感性到理性、从此岸到彼岸、从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纵深线路中.在当代社会中,经典崇高转而确立了以日常生活为主体地位的核心内涵,建构了面向世俗世界进行价值认同的"此在-此在"、"有限-有限"的横向超越方式.崇高由此成为了世俗世界的价值认同符号.     

作为"殖民者"的鲁迅

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借用西方后殖民话语,把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经典看成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暴露出后殖民视角的偏颇与狭隘.本文通过批驳王润华的后殖民文学观,引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双重文学传统"问题,而鲁迅经典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传播与接受,正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结合后的表现,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完成本土性建构以区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所以说,鲁迅并不是"殖民者".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论文学翻译中的"走失"现象

根据彼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体系中的"意义走失"论,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意义走失"、"文化走失"和"风格走失"等现象,阐述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联想意义不同、文学语言独特的美学或诗学功能、中西语言特点各异和文学审美主体审美偏好效应与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走失"现象.     

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基于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独特部分,既具有文学经典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从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4个方面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分析认为,上述4种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和文学作品在异域的重生,正是上述4种品格与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文学才经历着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中国美学中的“崇高”

分别论述中国古典美学中道家和儒家的审美范畴“大”与西方美学中“崇高”概念的内容和特征,并对其相合与相异之处进行比较研究。     

“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微言”考论

微言是口语阶段流行的言说方式.微言源自仪式化语言,是人类进行独立语言思维的第一步.当人们用微言去表达自己的神权意识、等级意识、军事意识、文艺意识的时候就形成了神权微言、等级微言、军事微言、文艺微言.对于言者,微言要与舞乐结合才能完全达意.对于听者,微言的含义只有那些知言之谓者才懂得.在言意关系方面,微言提供了一种比兴、暗示、提喻、以少总多、以隐示显的表达方法,对文学写作影响很大.在文学特征方面,文艺微言以其虚拟性、情感性、游戏性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认识了微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先秦文学的特质.     

“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席勒的崇高理论

席勒继承了康德的崇高理论,同时又依据自己的哲学体系对其作了深入的发挥,体现了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席勒之后,随着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衰落,崇高的美学意蕴被消解了.     

朗吉弩斯与“崇高“辨析

<论崇高>作为美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其作者并非1世纪的朗吉弩斯,而是3世纪的朗吉弩斯.其"崇高"不是纯修辞学的含义,也不是纯美学的含义,而是蕴含了从修辞学向美学的过渡及二者的统一.人们对<论崇高>的判断,不是求真的逻辑判断,不是对文本质的规定性的理性开掘,而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对文本意义的情感体验与感悟.因此,我们应该从<论崇高>全篇整体的角度出发,从西方美学发展史特别是美学范畴、概念的演变史出发,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解和判断朗吉弩斯"崇高"的含义.     

康德“崇高”概念疏析

“崇高”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觉感判断力批判”的主题之一 ,它的基本涵义和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至今尚未得到清楚的厘定 ,它在觉感判断力批判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尚未得到明确的阐明。因此 ,要阐明其“崇高”概念的基本涵义 ,说明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在觉感判断力批判中的地位和作用 ,就必须以康德哲学的概念框架为背景 ,进行疏理和分析之。     

康德的崇高理论

在西方美学史上 ,爱德蒙·伯克第一个区分了美与崇高。康德接受了伯克的这一区分 ,并且指出其理论的不足。他不满足于伯克纯粹的经验 (心理 )分析 ,指出了崇高范畴的超越性 ,从而建立起其独特的美学崇高理论。众所周知 ,康德美学的重要性不仅在其本身 ,更在于其为康德先验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座连接现象界与知思界的桥梁。具体说 ,崇高是一条自感性通向理性的道路。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著名论断即由此推演而来。由此 ,向我们指明了审美判断一个必然的指向 :道德的先天必然律令     

伯克论崇高与美

伯克在西方美学史上首次将崇高与美两大美学范畴严格区别开来,全面、系统、深入地阐明了两者的特点。其独创性贡献在于:从人的情欲出发,探讨了崇高感与美感的不同心理生理基础,指出它们分别源于自我保存与社会交往两种本能情感;从感觉论和经验论出发,归纳出崇高与美的对象在感性形式上的迥异特征;从诗与画在物质手段、形象表现和审美效果上的差异比较中,论述了诗表现崇高与美的特点,从而在西方关于崇高与美两个范畴的比较研究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