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

“朱张会讲”与朱、张交往是一种政治、学术、工作、生活上的全面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可能,与朱、张二人背后的学源相通、家世相交、朋友相共以及政治立场一致等条件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推进现代文明教育

我们的学术会议经过三天的大会以及分组报告与讨论,即将圆满结束。开放办学与学术会讲,曾是岳麓书院体制的一个传统。公元1167年,38岁的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来到岳麓书院访问张栻,朱张会讲盛况空前;8年后(1175年)又有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再过6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赴白鹿洞会讲。今天,岳麓山下更是海内外群贤荟萃。在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就读、并七次名列第一的高材生左宗棠,曾写下这样的诗联:“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我们今天的学术盛会,可谓“群贤汇集名山”,它将作为对岳麓书院1020周年最好的纪念,载入这所千年学府的史册。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吕祖谦与张栻交游详考——兼谈南宋初年"东南三贤"之由来

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南宋初年的“东南三贤”,其中吕、张交游学界尚无专论,然却是分析此学术共同体之由来以及内在构成的关键。特别是吕、张为期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二人约十二年的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的书信参与,影响了他们学术的发展。“东南三贤”中的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发问推动最多则是朱熹,吕祖谦则以张、朱之后学自居。张、吕去世之后,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朱熹的地位日愈重要,然而其议论则使后人对浙学、湘学之认识发生偏差,故梳理吕、张交游,并还原“东南三贤”由来历程,当极有必要。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吕祖谦致陈亮信考释举例——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宋代学者刘宰说:"乾道、淳熙间,东莱先生     

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教育尤其在理学领域贡献卓著,历来广受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出一批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关系、张栻与朱熹交谊及其文学成就等。就研究现状而言,张栻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师承关系、交游情况、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     

从《南岳唱酬集》看理学家的山水记游

朱熹、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衡山时,在7天内写作唱酬诗149首,编为《南岳唱酬集》。张栻的《南岳唱酬序》以“序”为名,实则记述了游玩经过,被后人视为山水游记的名篇。之后,朱熹写作《南岳游山后记》,以“记”为名,实则借临别赠诗一事叙述了自己对于作诗的看法。细读南岳唱酬组诗、《南岳唱酬序》与《南岳游山后记》,可以看出山水文与山水诗在叙述同一活动时的不同特点,还可以观察到理学家面对优美山水时想要作诗却唯恐玩物丧志的纠结复杂心态。     

朱子学派道统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道统”一词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来的,实际上“道统”一词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论影响力的扩大和道统体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统思想源自湖湘学派。对湘学开创者周敦颐历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发其论,张栻继承其说,影响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颐接续儒家千年不传道统的地位得以确定。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为中心的讨论

南宋时期,针对相当一部分士人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廉耻之心丧失殆尽的问题,以朱熹和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到了改革、社会到了重建伦常、用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时候了,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其＂讲道＂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张栻、朱熹的长处是＂天理人欲之分＂之剖析彰明;而＂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则是陆九渊的强项。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朝廷还不断加强了对这类书院的监管。文章同时也认为,在书院运动中,朱熹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他的同道们———即便是在朱熹本来仅仅作为张栻访客的岳麓书院。     

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