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长翁:南宋中兴诗人陈造考论

陈造为南宋中兴时期重要诗人。他由仕途走向江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成为理解其生平事迹与诗文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的刺世题材诗歌,对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展开了全面深刻的讽刺和批判,在南宋中兴诗坛独树一帜。在其诗学思想中,为文写意是最核心的部分。他从事诗文创作态度严谨,重意而不重辞,其诗歌具有自然、平实、朴拙的艺术风格。陈造卓尔不群的人格个性、人生经历与文学追求,在南宋中兴时期丰富多元的诗学格局中自成一家,对中兴诗坛具有独特贡献,他也因此在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教育尤其在理学领域贡献卓著,历来广受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出一批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关系、张栻与朱熹交谊及其文学成就等。就研究现状而言,张栻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师承关系、交游情况、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     

张栻易学之特色

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     

吕祖谦致陈亮信考释举例——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宋代学者刘宰说:"乾道、淳熙间,东莱先生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论张镃的诗学活动及其诗歌创作

张锚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家世显赫,甚有才艺,喜好以诗会友,招徕四方名士,因而声名远播,在诗坛具有重要地位.他呼应了杨万里、陆游等人创新求变的诗学精神,主张转益多师,广学古人,追求活法悟诗,独造平淡,成为反拨江西诗风、推动宋诗发展的积极因素.其个性豪夸放纵,诗风亦具有同样的特征,在诗坛自成一格.但由于较为拘泥于自我,而未走向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所以尽管他以独特的诗学造诣而擅名诗坛,却终究不能比肩中兴四大家.     

范成大诗史地位的后世接受

古典诗歌史视域下的范成大，其诗歌地位在不同时代受世风及诗风影响，相应地发生显著变化。整体观之，宋元是范成大诗歌地位的确立时期，作为中兴四大家之一，被视为乾淳诗坛巨擘。明代虽以尊唐黜宋为主流，但范成大等南宋诗人所受影响不大。明人多以南宋四大家为讨论对象，从以唐存宋角度评价其诗歌。到了清代，由于诗坛风气多变且诗人个体的诗学宗尚不同，因此范成大此时期的诗史地位变化亦比较复杂。不过从中可抽出陆、范比较这条主线，从而明悉范成大诗史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关系。要之，对范成大诗史地位的接受作历史过程的考察，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范成大诗歌价值的认识，亦可从中透视古典诗歌内部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诗歌审美趣味的转变。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与超越

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宋诗史上,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间长达近百年。在如此强大的诗学传统面前,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本着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开创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诚斋体",打破了江西诗派笼罩宋代诗坛的格局,最终超越了宋诗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的诗学传统,而他早年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则是其超越江西诗法的关键环节。     

南宋前期诗人王十朋的艺术渊源与创作成就

王十朋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是在一种地域文化背景中开端的，早年曾力学韩愈。同时作为元祐学术的传人，受到苏、黄诗风的影响。在表现靖康之乱及倡议恢复大计方面，王诗介于南渡诗人曾几、陈与义与中兴诗人陆游、范成大等人之间。王诗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山水及行役纪行，时有仙隐之思，风格上雄奇与平淡兼有。其诗歌反映了南宋前期诗歌发展的一些现象。在完整地构建南宋诗歌史时，像王十朋这样的诗人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     

传 道、济 民、修 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

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张栻传道、济民、修己的礼学思想对南宋地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追求经世济用的新儒学,认为士大夫担负着礼之兴废的重责。他主张从人事之礼中体认天理,强调以礼作为培养士人、养成风俗的重要手段。张栻终其一生都在学礼,对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张栻君子观之探析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到孔子时代，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对君子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文中从君子的严以律己、君子与仁、君子与德、君子与居敬、君子与道、君子与理、君子与义利之辨、君子言行与对人等方面对张栻的君子观进行了探析。     

论姚莹的诗学观及其诗学价值

姚莹既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又是嘉道时期经世文士的杰出代表。在诗学方面,受家族和时代的影响,姚莹强调古今并重,主张诗歌必须表现真情,同时又追求诗歌的道德教化、经济天下的功用,他的诗学观念熔个性自觉意识与士大夫情怀于一炉,显示出继续与新变交汇的特点。姚莹诗学观念所呈现出来的变化,无论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学还是桐城派诗学,乃至于晚清诗学,其所具有的转关意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凸显。     

唐诗选本与晚明诗歌思潮

晚明时期以公安派为代表兴起的性灵诗歌思潮是明代诗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唐诗选本为切入点,以李栻《唐诗会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陆时雍《唐诗镜》,李沂《唐诗援》等几部唐诗选本为例,通过对其序、评及具体选诗的分析,进一步认识晚明诗歌思潮的产生及影响。     

论包恢的三种“自然”说

本文论述南宋著名理学家包恢重“自然”的诗学观。对于诗歌创作，强调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须自然而发，以自己情志才性的自然发露与有感而应的自然之鸣，形成诗之自然本体；审美主体善于发现把握表现对象客体自然之美的本质，造物气象，须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熔出。得天工造化之妙，方见精彩；文体运用与艺术表达须自然而为，摒去人工匠气，臻至“天巧”境界。包恢的诗学以心学为根柢，在宋代程、朱理学家的诗论中别树一帜，是中国诗学批评史上颇有光彩的一家。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为中心的讨论

南宋时期,针对相当一部分士人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廉耻之心丧失殆尽的问题,以朱熹和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到了改革、社会到了重建伦常、用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时候了,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其＂讲道＂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张栻、朱熹的长处是＂天理人欲之分＂之剖析彰明;而＂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则是陆九渊的强项。     

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魏晋诗歌以普遍的生命情结，深邃的生命气息，彪炳千古和仪型后世的艺术风格，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永久的艺术魁力和不朽的审美价值。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乃是士人的人生体验经玄学与美学升华的结果。它的审美表现虽带有慨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同一情感特征，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状况、社会心理及诗人的个性和人生体验的不同，其审美风格及境界也彼此殊异。     

“落华就实，直造简远”——论黄庭坚宜州之贬诗作的艺术新变

论及黄庭坚的诗歌,前人多以“生新瘦硬”“奇崛拗峭”概之,然这种诗歌风貌主要展现在其前期诗歌创作中。宜州之贬乃黄庭坚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在党争文学这一大背景影响下,此时期的黄庭坚在思想及艺术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意欲走上“平淡自然”“无意与诗”的诗学道路。这种诗学走向使其在章法结构、句法字法、使事用典等方面更为注重外在形式的平易与深层内蕴精到的统一。其诗风亦随着艺术技巧的不断深化而发生转变,追求自然高妙、返璞归真的圆熟之境,并在创作上表现出平淡简放、温柔敦厚及旷达劲健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