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解释

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股利?美国学者Baker和Wurgler从行为公司财务角度出发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该理论放宽了MM股利无关论中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现金股利政策应该由企业特征决定;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则理性的管理层会为了提高股价,迎合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偏好.结合股利的迎合理论,融入新近出现的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基于沪深两市2000-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我国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引入现金股利溢价指标,研究了公司股利支付意愿与现金股利溢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处于同一生命周期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有较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及盈利能力以及股利政策连续性指标强;面对更高的股利溢价时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研究证明,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股权分置改革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基于迎合理论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0年的数据,基于迎合理论,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反映投资者偏好的现金股利溢价并不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现金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解释力显著增强。这一结果表明,股改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更加注重中小投资者的偏好。股票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政策在股改前后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政策与中小股东的偏好密切相关。     

股利情绪、股利迎合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搜索量的经验证据

通过Python爬取百度指数平台搜索量数据构建投资者现金股利情绪指数和高送转情绪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考察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迎合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和高送转行为均呈现出明显的迎合特征，并且公司对投资者现金股利情绪和高送转情绪的迎合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上升.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在具有融资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现金股利迎合和高送转迎合的动机强烈，而在大股东存在减持意愿的情况下倾向于实施高送转迎合.本文通过构建大数据股利情绪指数对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并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决策以及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股利折价与迎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证据

本文结合迎合理论的思想,运用Logistic模型来探讨我国社会公众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和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社会公众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需求表现为股利折价,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具有一定的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行为表现出对投资者现金股利需求的迎合.文章并进一步从制度因素和投资者预期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     

基于股利变更公告的股利信号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股利变更公告,提供了一个比之前文献利用年报研究股利市场反应更为干净的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市场反应。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各种股利发放变动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并没有信号传递效应;股票股利发放只是传递了关于公司当期净利润的信息,并没有传递关于公司未来盈余的信息。具体来说,市场对现金股利变更的反应不及对股票股利变更的反应敏感;同时发现,现金股利的变更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而股票股利的变更则参考了当期净利润的表现。     

股利政策、盈余持续性与信号显示

本文基于盈余持续性的概念,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股利类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大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中派发了现金股利的公司其盈余持续性要强于未派发股利的公司,而且在净利润和营业利润上也表现出更强的增长能力.但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中.股利支付率的大小与盈余持续性强弱并不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股利支付率高的公司在盈余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上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盈余持续性.最后,大股东对于现金股利的偏好并未显著影响到盈余的持续性.由此,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成为以持续性衡量的盈余质量或未来盈利能力的附加信号.     

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盈余管理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我国内地资本市场的特殊性,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会采用盈余管理避免现金股利下降。研究表明:当管理层预计当期真实业绩不能维持上期现金股利水平时,会试图采用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这一行为确实能有效避免现金股利下降。进一步检验发现:基于真实业绩的现金股利增加能够传递出企业未来业绩较好的信号,而通过盈余管理实现现金股利增加,则不能预示企业未来更好的业绩,甚至可能损害企业未来业绩发展,表明企业采用盈余管理提升业绩的主要动机,是帮助大股东掏空或迎合投资者、监管者等机会主义动机。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改善公司信息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对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和方式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对如何抑制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提高盈余预测精确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入手，以2013年至2015年深圳交易所披露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顺序Logit模型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盈余预测信息性质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每个上市公司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或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频率。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将管理层预测分为4类，即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为点估计时赋值为4，为闭区间估计时赋值为3，为开区间估计时赋值为2，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1。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调研越频繁的公司，其管理层越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方式预测盈余，并且这种影响在盈余预测信息为坏消息时更为明显，以上情形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买方机构而言，卖方机构的调研行为更有可能导致管理层采用模糊方式进行盈余预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对预测方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在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与已有认为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直接沟通能够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压力，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模糊的方式进行盈余预测，拓展了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投资者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决策、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经验借鉴。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