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多译本的翻译策略体系比较研究

文章以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为理论框架,从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以及附翻译扩展策略四个维度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五个代表性译本加以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译者在译诗语言、词语、形式和附翻译应用层面上各具特色,每个译本的内部策略也都各成体系。     

从“无我”之道看《红色手推车》——兼评该诗的五译比较

从生命理想和生活价值两个角度来说,道家“无我”思想在艺术精神和审美价值方面师法自然。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红色手推车》的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这一倾向,可结合其五译本进行分析。具体从如下三方面阐述：一为原诗呈现主体隐退凸显客体的意境构造模式,译诗宜含而不露隐藏信息;二为原诗采取对比烘托意象群安排手法,译诗可相应体现为意象组合简单自然静态;三为原诗“无”技巧式韵律结构,译诗可采取长短句韵文结构予以再现。由此观之,“无我”之道对诗歌创作、鉴赏及其翻译均有较高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可开辟一条中西诗歌研究的新思路。     

诗心的召唤——从《晴雯判词》两个英译本对原诗的“三美“再现看古诗的可译性

在诗歌翻译中,语言的迥异、文化的不同无法禁锢诗人和译者诗心的放歌.诗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决定了诗歌的可译性.诗文本是每一次诗的言说和诗心放歌的驻留.诗歌意蕴、音韵、形式三个层次之美具备了在新语境下召唤读者新的言说、激励新的诗心放歌的潜力.语文学解读方法有助于译者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层面上对原诗诗心的理解和感受,并衡量出译本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诗的召唤潜力.     

诗体派遗珠:海伦·沃德尔古诗英译研究

自17世纪古诗英译肇始,西方传教士、汉学家译作丰硕,翻译风格多样化,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国外独具特色的诗体派译本有海伦·沃德尔于1913年节选《诗经》英译的《中国抒情诗》.介绍诗人译者及其主要作品,探析译本的选材、诗体和内容特征,归纳出译本选材聚焦婚恋、忧国和宴饮,译注凸显女性主义思想,译诗诗体遵从目的语诗体规范,同时分析时代诗学对诗人个性化译诗的影响.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意美、音美和形美——许渊冲诗词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许渊冲在汉语诗词外译的实践中认识到,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各有劣势、等势和优势,因此在翻译中可运用浅化、等化、深化手段,力求在意似、音似、形似的基础上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从而使译者本人和读者都能知之、好之、乐之.这五个三,加上以诗译诗等原则,构成了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体系,而意美、音美、形美实为该体系的核心.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既来源于实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在汉语诗词外译中也一直以一贯之.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袁可嘉译诗观初探

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其丰富的译诗实践中,形成了精辟入里的译学思想:肯定译诗的艺术性,秉承"宽严有度"的翻译原则,择取"陌生化"翻译取向,坚持"翻译与研究并举"。袁可嘉的这些译学观念不仅指导了自己的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译诗实践也仍具有指导意义。     

论中国诗英译流派的“文、质、雅、俗”四分法

中国诗英译流派之“文、质、雅、俗”四分法基于中国古典文 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雅”“俗”概念,其中“文 ”与“质”重点关注的是译本在兼顾忠实与通顺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再创作的成分;而“雅”与“俗”重点关注的是译本是以文本为中心追 求译本的文学性,还是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译本的通俗性。由此,将中国 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派、“文俗”派、“质雅”派、“质俗”派, 以弥补以往分类的不足,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的理论与流派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范式、缺陷、新视角: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之透视

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中国翻译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现有研究呈现四种范式,即卞之琳英诗汉译研究,卞译《哈姆雷特》研究,卞之琳汉语新诗英译研究以及卞之琳的翻译与其汉语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现有研究中也存在部分研究者的研究重复,一些研究论据不足,结论牵强,研究者尚未就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当中的“似”原则和“译”原则的所指达成共识等缺陷.新语境下的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不仅要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开展.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译诗对冰心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影响

对冰心诗歌创作的研究本无新意,但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之加以论证的却不多见.本文在论述泰戈尔对冰心诗歌创作的影响实质上是郑译泰诗的影响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阅读郑译本<飞鸟集>对冰心诗歌形式内容和语言意象的影响,并探讨了阅读译诗建立起来的翻译文学概念对冰心后来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的影响.     

喜读拜伦《哀希腊》新译

<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杨德豫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包含有这位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名篇《哀希腊》。《哀希腊》本是拜伦长篇叙事诗《唐璜》中的一支歌曲,拜伦在这支歌曲中,借一希腊诗人之口哀叹具有光荣历史的希腊古国如今受异族欺凌宰割,激励希腊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斗争。由于情感沉痛真挚,内容结构上又可独立成篇,历来引起人们翻译的兴趣。据笔者所知,早在清末就有马君武、苏曼殊的旧体诗译本;其后又有胡适的古诗歌体译本;一九八○年,暨南大学《世界文艺》杂志第二期又刊载了周流溪、李继声二同志的七言旧体诗译本。另外,梁启超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用曲牌《沉醉东风》和《如梦亿桃源》分别译了本诗的第一节和第三节。白话译本,据笔者所见,有解放后卞之琳、朱维基和查良铮的三个译本。卞译本为专译,朱、查译本则见于所译《唐璜》中。在文言译本中,马、苏译本文字之     

好"诗"与坏"译"--评Kenneth Rexroth的英译宋词《钗头凤》

饯钟书在诗歌翻译评论中曾提到好"诗"与坏"译"这一现象.他说"好'诗'是指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是,从原诗的复制角度来说,它又终不免是坏'译'."本文以美国现代诗人Kenneth Rexrorh的英译宋词《钗头凤》为例,将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以探讨"好'诗'坏'译'现象的成因.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的译者行为研究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是中国诗词史上第一次以“昆仑”为题并将其作为吟咏对象的作品。该诗气势磅礴、立意高远,可谓是中国诗词中豪放之典范,表达了毛泽东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宏伟抱负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追求,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超凡的思想高度和卓越的政治价值。国内外多名译者翻译过《念奴娇·昆仑》,但由于身份不同、专业素养和翻译思想以及读者意识方面的差异,译者行为存在差别。本文以三个译本为例对《念奴娇·昆仑》进行译者行为研究,通过分析五位译者的翻译外社会行为和翻译内语言行为,探索翻译内外联系和不同译本特点。研究发现,五位译者的翻译内行为与翻译外因素息息相关,其译本各有千秋,不同程度地传达了毛泽东诗词的意旨、风格和诗人形象,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