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

行政领导干部既是行政命令和组织秩序的执行者、维护者,又是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准绳的价值负荷者,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责任行政者。行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来源于权力的委托关系、权力行使的道德基础和自由裁量权。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责任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必须承担法律的、组织的、公众的责任。责任重在落实,其行政责任的贯彻落实是以"依法"、"公平"、"正义"等基本内容为核心,以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政府责任实现的调控机制研究

我国政府正经历着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责任政府"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必须建立健全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当前我国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至少应包括先进的行政文化、公开明晰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备的行政责任法律体系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等四个层面.     

责任政府的维度与无缝隙机制建设

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责任政府理念于现代政府中内化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任,以真正回应并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目前,从总体上讲,权力本位、"人治"代替"法治"、"软监督",行政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等使责任理念的践行面临诸多羁绊.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通过建立责任无缝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评估机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高"责任主体"的整体素质等途径来进一步实现政府的责任目标.     

论灰色道德

"灰色道德"是一种不求善不避恶,抛弃善恶两极,而走中间道路的道德中立观,它把妥协作为价值标准,容易导致人们同情邪恶,反抗美德,因失去道德标准、原则和目标而变得麻木,进而导致一个非理性社会的产生.崇尚选择灰色道德的人,不是不能够选择完全善和完全恶,而是不愿意选择完全善和完全恶.他们在心理上存在一种逃避心理,即追求道德责任的逃避,怕被烙上道德"黑"的污名.     

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辨析

环保行政机关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基础,应该赋予其环境公益诉权。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管辖范围内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运用环保管理行政权力不足以或不能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已履行诉前通知义务。在环境民事公诉起诉主体的序列里,环保行政机关优于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的环境公益诉权和公众的环境公益诉权因一方行使而阻断另一方行使,但可通过诉讼参加制度保证环保行政机关和公众在通过诉讼手段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时的沟通。     

教育体制改革的公共利益取向

教育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特征的活动,追求公共利益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市场机制介入公共教育领域,教育的公益性及教育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已经遭受挑战。为此,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应有效履行传统的责任和职能,而且还意味着政府应创建和完善有利于公共利益维护与增进的制度安排。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的内在统一

公共管理是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当代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实质就是通过加强和完善公共部门自身的责任机制来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责任机制,通过公共部门自身切实履行义务来让公众履行义务,通过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来最终实现政治统治利益。它强调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加强和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管理的效率与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公共责任机制,从而增强公共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公众的凝聚力。公共管理充分体现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内在统一的特性。     

依职权撤销违法负担行为的法律规制——以[2005]泸行终字第360号判决为研究对象

尽管负担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相对人而言颇为不利,但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亦存在损及私权利的可能性。故不得笼统地赋予行政机关撤销负担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即便是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也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且正视相对人可能遭受的利益损害,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     

论我国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行政法环境

我国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是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较大改革,这一改革对于提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以及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都有积极意义。改善我国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行政法环境,必须合理解决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行政法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建构起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行政法制度体系,使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活动规范运作。     

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转变探析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政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城乡统筹中政府职能角色定位出发,论证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意义,并针对政府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主张创新政府职责体系、约束激励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建立＂有限、责任、服务、高效＂的政府,有效解决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位＂＂缺位＂＂越位＂现象,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公共警告的性质厘定与法治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共警告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但是由于法律定住的模糊、制度性规范缺失等原因,致使公共警告在我国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公民的合法权益面临被行政权随时侵害的危险.为此,应当在厘定公共警告性质的基础上,从立法完善、权力规制、程序规范、救济实现等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工作刍议

当前,在大规模扩招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背景下,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为切实做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工作,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需要转变观念,充分论证,组织力量进行“前端设计”;加强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决策,充分发挥学术权力作用,并正确运用行政权力;同时,在按设计方案进行操作中,要以专业设置工作贯穿于其它各项工作之中进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决策模型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低绩效的,对其评价还不够完善、不透明。利用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其建立评价模型。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划分,包括满足基本生活的公共产品类、满足发展的公共产品类和娱乐性公共产品类。由此建立了包涵一个目标层、四个一级指标、十二个二级指标和三十五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随即应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来评价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绩效,并提出了在计算机上实现该模型的建议。     

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竞业禁止与职工权益的保护

竞业禁止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雇主较为广泛采用的保护其商业秘密的法律手段,也是雇主用于抵消员工培训成本的利刃,它对于提高雇主在人才和技术的保护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不仅与雇主的利益有关,而且也关系到雇员的劳动权乃至生存权,同社会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存在冲突。因此在我国立法中要对竞业禁止予以合理的限制,以协调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     

论行政法治文明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完善自身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是国家行政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内容上看,行政法治文明主要由文明的行政理念、文明的行政组织、文明的行政行为及文明的行政救济等4个要件构成。     

试论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就是特殊领域的角色伦理,是以行政系统主体或以行政管理者为主体,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在社会转型时期行政伦理失范严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行政权力合法性危机。必须确立新时期行政伦理的原则,从加强行政伦理教育、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活动监督入手,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