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代化转型期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护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亲权、受教育权以及安全权益的保护不足构成留守儿童权利缺失的三种主要类型。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护不力的根源在于两次现代化转型使传统社会保护体系遭到破坏,无法有效隔离社会风险。强化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必须走"双轨制"道路:一方面,国家应当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国家应当构建系统的保护家庭的服务体系,重塑家庭保障在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护体系中的基础性功能。     

从风险到优势——孤儿的抗逆力研究

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出发,运用抗逆力理论,研究探讨了孤儿在经历创伤、面临风险时存在哪些外部保护因素和内在优势因素。通过对8个孤儿的质性研究发现:孤儿面临贫困、养护结构脆弱、社会歧视、缺乏稳定感和归属感等风险因素,并且这些风险具有多重性、高危性、长期性等特征。但是,外部支持因素和个体内在优势帮助他们提升其抗逆力,外部支持因素主要包括亲属网络、模拟的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学校和社区、社会福利系统;内在优势则包括自立人格、家庭责任和感恩情感、兴趣和特长,以及积极思维。     

论儿童、家庭和国家之关系

儿童,首先是独立的人,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是家庭、社会中的平等成员,其次才是父母的孩子.对儿童而言,父母、家庭、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最重要任务是为儿童提供能使其成长为具有自决自治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各方主体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应以优先保护儿童利益为原则,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不损害儿童权益为底线.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最普遍的成功经验.在近现代社会,父母权利的基础和依据就是他们是最适合照顾自己孩子之人;或者可以说,父母是一种“公益岗位”,赋予资格就是为了抚养教育子女成年.国家立法不仅确认父母、家庭承担抚养教育儿童的责任,而且监督父母履行义务.儿童享有获得政府保护、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权利.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为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保障儿童权益之明显不足,我国立法应当细化监护人的选任和改定,完善监护制度;增设儿童抚养费给付垫付制;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使所有儿童均享有适当抚养和教育,优先照护;建立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开放保护儿童利益的公益诉讼.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性侵犯受害儿童自我揭露的实证研究

儿童期性侵犯是一种隐蔽的行为,在中国虽然发生率很高,但真正被报告的儿童性侵犯的案件数量极少。为了更好地对受性虐待儿童提供社会支持,本文通过对126名儿童期性侵犯受害者的网络匿名陈述的一手资料进行深入整理,分析受害者对性侵犯事件的隐瞒原因与部分事件揭露后面临的状况,探索中国儿童自我揭露性侵犯事件的阻碍性因素,主要包括: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儿童的恐惧(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恐惧破坏亲属关系);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儿童尝试揭露受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利用社会文化视角,探讨在面对创伤性事件时,社会文化对儿童个体及家庭应急行为的影响,提出具体的应对建议,期望能够有助于家庭及社会尽早干预儿童性侵事件,保护儿童免受进一步伤害,推动儿童保护体系的有效运行。     

社会性别需求和儿童权利视角下 构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制

对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机制构建中纳入社会性别需求和儿童权利视角的必要性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做法.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及政策要与目标群体的现实和战略性需求相吻合;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中应该纳入社会性别需求和儿童权利思想,以儿童需求和儿童权利为本,构建能够有效回应和满足需求并尊重权利的关爱服务体系和机制.从社会性别、儿童自身需求和权利视角切入研究,可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及其机制的理论构建和实际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权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权是农村留守儿童享有的请求政府依法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兼有社会权与自由权属性,并以公平与需求作为其价值基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权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权、照管保障权、教育保障权、健康保障权;这些权利的实现皆建立于中央政府、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的积极作为与具体援助之上.     

在家庭中儿童参与权的意义、内涵与支持策略

儿童参与权是指儿童参与家庭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是儿童自主自愿的表达、决策和行动.从我国当前家庭教育普遍情况看,儿童参与权在家庭中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儿童常常被动听从父母安排,较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儿童参与权的参与内容和参与范围狭窄单一.基于儿童参与权的现状,考虑其对儿童成长带来的影响,建议重视儿童参与的必要性,丰富儿童参与的内涵,并为儿童参与提供实际的支持.     

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状况及社会支持的作用研究——基于江西省90村的调查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侵害问题不容忽视.使用自行设计问卷和多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SPSS),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采集江西省10县下辖90村的2193名儿童进行分析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变量,探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侵害的差异性,运用logistic回归针对儿童遭受侵害和儿童遭受多重侵害建立与来自家庭、朋辈和重要他人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遭受侵害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但多维侵害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当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状况一致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遭受侵害差异消失.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保护儿童免受侵害的有效保护因素,家庭、朋辈和重要他人等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有效改善留守儿童遭受侵害的情况.     

论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法价值的社会团结

源于社会分工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影响着社会团结,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法则有助于化解社会团结风险。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法不仅能比较好地维护强调横向团结精神的合作共济理念与强调纵向团结精神的社会权理念,还可为促进各类社会团结提供规范的制度路径。相异社会团结的有机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团结结构。为应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法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制度调整。而这种制度转型将在多个方面推进社会团结结构的变迁。     

发展视角下我国流动儿童福利政策研究

中国目前的流动儿童福利政策覆盖了流动儿童生活的所有领域,体现了流动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基本权利。但现有流动儿童福利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形成在儿童福利法指导下全国统一、目标明确的国家流动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体系;在流动儿童生存政策方面,缺乏对儿童安全的整套制度安排;在流动儿童保护政策方面,缺乏禁止虐待儿童的相关政策规定;在流动儿童的发展政策方面,儿童的参与权还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缺乏政策的安排等等。因而,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视角下,要从影响流动儿童福利的家庭、学校、社区和立法因素出发,从流动儿童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高度致力于对流动儿童福利政策的顶层设计,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业支持和人文关怀的具体政策设计,提出构建有利于流动儿童发展的社会福利政策新模式的建议。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探析——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在中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儿童福利、儿童保护的新模式。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至今已有10年。本文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研究个案,试图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理念、过程、方法、技巧等进行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寄养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建议。     

孤残儿童的机构照顾与社会融合

机构照顾是我国目前孤残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模式,对孤残儿童的衣、食、住、行、医有了较全面的保障,并为这些特殊儿童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集体环境。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儿童福利照顾的理念和照顾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革,跟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相似,在照顾模式中,改革、变化的趋势是:从大机构到小机构的转变,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和家庭收养模式的转变。本文重点探讨国外孤残儿童机构照顾的实践及其反思,以及我国孤残儿童机构照顾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的缺陷。试图分析孤残儿童走向社会融合的可能途径,并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这些途径的有效性。     

家庭中老年人精神性权益的法律保护

我国是一个老年型社会，独生子女的增多，“核心家庭”的出现，影响了老年人精神性权益的保障。文章阐述老年人精神性权益内容、分析难以得到保障原因、介绍以“核心家庭”生活模式为主的美国是如何建立老年人精神性权益保障制度，并提出完善我国立法建议。     

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研究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作为影响儿童成长的环境因素之一,以家庭投入的形式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展。笔者回顾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导致的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利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相关文献,重点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现状以及问题,并就如何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投入提出了建议。     

美国家庭社会工作及其启示

当前美国家庭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主要内容有弹性制的儿童教育,以家庭为工作对象的儿童医疗,重视家庭作用的儿童保护,弥补家庭不足的社会福利,强调专业支持的社会服务。美国家庭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在的专业内容,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多方的共同参与,广泛的服务领域,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我国发展社会工作必须面对的课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城市新型养老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的发展,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日益凸显,独生子女所承担的养老任务更为艰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家支持、老人以及独生子女积极参与和配合的新型城市养老模式.     

云南省沿边地区艾滋孤儿生存现状及应对策略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艾滋病防治重点省,紧邻世界毒品源地、经济欠发达与边民的大量流动,使得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与艾滋孤儿救助安置工作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与严峻的挑战。近年来,云南省艾滋孤儿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家庭人均生产收入显著减少,辍学率与缺课率高,他们生活在社会歧视与自我歧视之中,孤立无援、生活贫困、心理压力大,与非艾滋孤儿存在明显差异。现行救助活动虽对改善艾滋孤儿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生活环境、立法与身心健康等依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儿童人身权保护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在我国,由于受儿童权利保护理念、立法技术、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儿童人身权保护制度存在忽视儿童权利主体地位、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尚存立法空白等不足,无法为儿童人身权保护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针对儿童人身权的特殊性,借鉴发达国家在儿童人身权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我国应通过更新立法观念、完善法律制度,建立专门责任主体机构、强制举报制度和替代监护制度等措施,为儿童人身权保护及其健康成长创造更为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