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北魏前期皇权的确立与鲜卑统治集团的分化

马克思说:"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以此来观察北魏前期,它的"官方政治形式"变革的轮廓大致如此:自天兴元年,拓跋珪"即皇帝位","依仿古制"确立封建体制始,其主要统治者为确立和巩固皇权,进行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殊死斗争.终于导致拓跋部旧的"官方政治形式"的废弃,并依据秦汉王朝的模式,巩固了皇权.而在斗争过程中,鲜卑统治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改造.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兼论中西税制的法理差异对各自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西方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法理基础不同.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法理基础是"编户齐民"制度,否认庶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私有权,"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百姓纳税服役是报答"皇恩",所以无论是赋税或劳役,都根据皇家的需要,具有专制性和掠夺性.西方宪政税制的法理基础是承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制税权的取得必须遵循一套法律程序,具有严格的制约机制.     

魏晋六朝的"平淡"之美

老子的"淡"、"味"等范畴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发展到魏晋六朝时期成为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平淡",并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美内涵.本文试图阐述魏晋六朝的"平淡"所具有的美学意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重自然、尚本色,并进而说明它在当代社会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辨识——兼与学界同仁就"哲学终结论"商榷

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哲学变革以前确实抱有在现实中"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观点,但在哲学变革以后,就完全转到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的立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不在于"重建哲学"或"以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而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国内一些学者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重要依据,并把"哲学终结"理解为"哲学重建"或"哲学实现",这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本质的误解.     

“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试释

"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语出《左传》文公元年,为史学界谈楚国继承制者所必宗.多数学者以此语与《左传》昭公十三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一语并提,作为楚国实行少子继承制或称幼子继承制之明证.近年来,亦有少数学者提出异义,认为楚国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因而否定了"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是历史事实.在这里,对"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理解就成为判明楚国继承制度的关键,今就此语试作新释,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论隋唐皇权

皇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本文以隋唐时期的皇权为研究对象 ,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皇权运作的的一般形态 ,对临朝听政、批答奏章、出巡等皇权运作方式进行了考论 ,对皇权的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及宫室、陵寝制度等 ,也结合皇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叙述 ;对于皇权的限制问题 ,从国家体制的需要与皇帝所关注的“后事”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对皇权的限制 ,是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 ,以保障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 ,从而对学界以往持论诸端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作者个人的看法。     

皇甫谧籍贯及相关问题考论

魏晋学者皇甫谧的籍贯归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远祖定居安定朝那,曾祖迁居陕西邠、岐,自身又徙居河南新安。对他而言,"安定朝那"只是其姓望即宗族籍贯、姓氏所出,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与其生前住地没有联系。注重门第、标榜姓望的时代风尚和因战乱、仕宦导致的迁徙不定,是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     

南宋讲武礼的动态考察

"讲武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重要一种,起源于先秦,最初是君王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一项皇家礼仪.进入中古时期,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又与当时风行的"神圣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南宋时期,由于在皇室权力继承上的某些因素,"讲武礼"又发挥着炫耀皇帝权威、昭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功用,逐步增加仪典内涵.当然,随着困扰皇权政治因素的消失,这项礼仪也就失去生存土壤,仅剩的积极军事意义也在国家孱弱的武力现状下消磨殆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北魏羽真考

北魏羽真有羽真号、羽真姓氏和羽真侯国三义。三义之间存在关联。学界以羽真第一义为官职或爵称,并不准确。羽真号的合理表述应当是鲜卑拓跋使用的"类官号",内部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内行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分别;其最初功能是分定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内部及与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之间的权力等级边界。道武时羽真号已有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三职的分别:获赐大羽真的原因主要是世领部落,率部归魏及有捍边之功,当类领民酋长;内行羽真可能是针对帝室十姓;内大羽真当是给予昭成皇帝嫡系子孙。以太武帝统一华北为转折点,稳定下来的北魏政权开始收紧对于大羽真等三者的授予,一般羽真大量出现,并因适应权力来源由贵族转向皇帝的大势,而更多地被应用,太武以后诸帝开始将一般羽真号授予汉人,以削弱贵族政治,确保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孝文帝时的羽真号更多地成为一种得到皇权认可、可以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而在拟制血缘的皇权政治中羽真号逐渐失其意义,以孝文改制、河阴之变为两临界点,在人为制造的历史真空与异质载体历史书写的熏染、挤压下以"理性"的方式被选择性遗忘,出现中古时期鲜明可见的结构性失忆。     

粟特、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辨

本文考述了Soghd(粟特)一词在古波斯、希腊史料中的不同称谓,并根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考辨了不同历史时期粟特地的范围。本文还甄别了中国史籍所记康居、康(国)、粟弋、粟特四个概念,认定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主要由粟特地区的月氏人和粟特土著人两种人构成。本文认为,应把隋唐昭武九姓之民称为"九姓胡",而不径称"粟特人"。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王夫之“幽明”哲学初探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学思想,肯定"太虚即气",批评朱熹的"理在气先",以为"凡虚空皆气"。他的"幽明"哲学强调"言幽明而不言有无"。他用"幽明"来取代"有无"之论,认为理解和阐明宇宙世界的本原与生成,最重要的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幽"与"明"的问题。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     

《论语》“绝”字质疑

《论语》中共有四处用到“绝”字，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在陈绝浪”（卫灵公）“人虽欲自绝，何伤于日月乎？”（子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尧日）大多数论者均认为前三个“绝”字是“继给”或附绝”之意，然仔细推敲，这种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我认为第一个“绝”字，即“子约四”的“绝”字不能作“断绝”讲，何以见得呢？众所周知，孔子一生不断总结人生经验，并为弟子们制订人生规范及做人标准，其中有四条既是他教导学生，也是他自己一贯奉行的准则，这就是：首先是“毋意”，即不要悬空揣测，…     

《世说新语》对称代词“尔、汝”及对称礼貌式称谓——兼论对称代词的发展

对<世说新语>对称代词"尔、汝"及对称敬词"卿、君"等考察,并结合对称代词在<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等文献中出现的数量和指称对象的变化,我们发现"尔、汝",战国以前称及尊长卑幼皆可,自战国始,"尔、汝"只能用于尊长对卑幼,魏晋六朝则更为讲究,"你"取代"尔、汝"之后,这种用法也承袭下来;秦汉常用的对称代词"女(汝)、尔、乃、而、若"等,魏晋六朝时期基本以"尔、汝"为主;与上古相比,魏晋时期对称敬词数量更多,使用更普遍,且大多具有指称的专一性.     

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历史中的圣贤与英雄

一、圣贤理想与英雄业绩在社会理想产生、确立、发展和变更的过程中,有两种人的历史作用尤为引人注目,一种人是新社会理想的倡导者,即所谓精神领袖或思想"圣贤";另一种人是自觉地率领痴迷若狂的民众去实践圣贤所提出的社会理想的实干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英雄"。在一个旧的历史时期行将灭亡和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伊始,当旧的社会理想已经失去了感召力而新的理想尚未出现之际,思想圣贤就会应运而生。如"世界历史的轴心期"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普罗泰哥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印度的大雄（筏驮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