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岳的论诗诗

南宋后期诗人方岳有论诗诗数十首,这些论诗诗依托日常吟咏、题书题画、次韵往复的形式表达诗学主张。其论诗诗的主要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一为本体论,即诗之淡雅、诗之奇、诗出本意等诗歌问题;二为作家论,即谈论杜甫、方干、林逋等人的诗歌,从而体现方岳诗兼有唐音宋调的诗歌特征;三为作品论,即从谈论《离骚》追溯方岳田园诗中出世与入世的内在矛盾。从论诗诗"体"与"义"的二律背反而言,方岳的论诗诗诗性更强。     

刘克庄"诗外功夫"论的诗学地位

中国诗法理论史大致经历了诗法论的史前时期、格律论、格式论、法度论、活法论、悟入论等六个阶段,这些诗法论都是"诗内功夫".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光在诗内下工夫还不行,要想诗歌作得更好,必须于诗外下工夫,于是产生了 "诗外功夫论",这是诗法理论史的最后阶段、最高范畴,刘克庄是这一范畴最系统、最完美的建设者.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古诗词的翻译

阐述了<竞赛论>这一诗译新论对古汉语诗词翻译的指导意义,认为这是诗译理论的一大突破.但同时认为"竞赛论"须根植于"等值论",使之避免偏颇,从而使诗译理论更趋完美.     

“诗言志”说形成过程疏论

"诗言志"说的提出,是在先秦"实用理性"精神的笼罩下,对古代诗歌总集"三百篇"断章取义的运用和解说,与先秦"用诗"风气有密切的联系.从春秋赋诗的"诗以言志"说到儒家诗教的"诗言道"说,再到汉儒,尤其<毛诗序>对"诗言志"的重新诠释,"诗言志"说经历了由诗歌功能论到诗学本体论,再到诗歌创作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模仿、表现、客观、实用——诗歌本体论的建构

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四个角度入手,对诗歌本体论的模仿论、表现论、客观论、实用论进行论证,阐释诗歌的多元本质和地位,厘清诗歌本体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模仿论从客观世界出发,认为诗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表现论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作者情感、直觉、想象的表达;客观论从文本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与符号;实用论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寓教于乐的工具。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明前期台阁文人之作家论

明前期台阁文人论作家,往往忽视其天赋个性对诗歌创作之影响,而强调后天之学识涵养. 但后者并非指对偶格律等诗歌创作技巧的学习,而是以学识"理性情",以盛世光岳之气涵养诗人性格,使之更易达到台阁体颂世鸣盛之要求. 台阁文人同样忽略诗人穷达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有诗"穷而工"与"达而工"两种看似对立之观点,但无论"穷"、"达"均能表现出盛世之音,"工"专指诗歌内容风格符合"性情之正".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香港散文诗创作现状及走向

香港散文诗创作近年出现一个高潮，此前散文诗在香港受到相当的冷遇。散文诗创作主客观条件都相当充足的香港诗坛迟至90年代才有散文诗热的出现，与两岸三地的历史背景及文坛的互动不无关系。香港散文诗取得的成就与香港新诗创作取得的成就互为照应，未来的香港散文诗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类。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薛能诗歌渊源初探

薛能口头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作出尖刻的评论,但在实际诗歌创作中却自觉地向这些“前辈名家”学习。其诗歌渊源复杂,在诗歌思想、风格上受李白、杜甫、陶渊明影响最大;在诗歌创作题材上受白居易、刘禹锡影响最深;在诗歌创作态度、艺术技巧上颇受贾岛等影响较深。最终形成豪健和英逸并存的诗歌风格,但未能超越这些“前辈名家”。     

从酬赠诗看高适对陈子昂的继承与超越

陈子昂和高适分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的诗论和创作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酬赠诗创作来看,高适在诗歌的创作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以及诗歌的整体风格上对陈子昂有所继承,同时,在人生态度上、在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以及诗歌的艺术成就上都实现了对陈子昂的超越.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中国山水诗的生命情感

中国山水诗源远流长,自谢灵运首唱伊始,诗人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赋予山水最深沉的情感,藉山水抒发诗人心中悠远的乡思和回归家园的渴望。通过对种种山水意境的创造,展示诗人强烈的生命追求,探寻生命哲学的底蕴,并在山水中体验生命的终极意义,使山水诗承载起了中国文人博大深沉的人生情感和生命情怀。     

杨升庵杜诗观的时代诠释

处于历史长河中的明代诗人 ,置身诗学传统 ,亦须对前代诗人做出评价 ,而其中杜诗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本文以杨慎的杜诗观为视点 ,考察杨慎与李梦阳在诗学主张上的差异 ,并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