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自由裁量权

在老一代法学家如戴雪（Ｄｉｅｃｙ）等人看来，自由裁量只是“专断”的一个委婉说法。①但行政自由裁量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已是现代行政法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法治原则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而广泛存在。一方面，自由裁量权有其不可争的存在基础，舍弃自由裁量权的现代行政管理，是不完整的，亦是不切实际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更利于行政主体灵活、高效地实现立法目的，维护正常行政秩序。另一方面，人们日益忧患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被一再滥用、相对方合法权益被严重损害的事实而大声疾呼法律监控，让行政自由裁量权“以法为界，决不能让其超越法律横冲直撞②”。本文拟从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基础及监控依据、法律监控体系构建两方面作较为深入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法律监控问题之解决     

论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处理繁杂行政事务必需的行政方法。这种权力如果能得到科学规范地运用，当然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如果遭到滥用，必然产生负面效果。所以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制定、运用的全过程予以科学严密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应当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控制三个方面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从行政自由栽量权的一般理论着手，对包括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特点、分类及其失控问题和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监督的方式、意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提出了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的合理运作，构筑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监督的综合网络。其中，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监督的若干构想，分层次、选不同的角度，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侧重点的探讨。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双重功能 ,它在运作中的“自由性”和“封闭性”特点决定了它更易受权力、金钱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枉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这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公正和准确。为此 ,必须大力加强立法 ,加大对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深度 ,严格对执法者的考核任免和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有效的行使     

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现代行政权的重要内容,是19世纪以来政府职能从理念上发生根本性转变和行政权扩张的重要结果.行政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对其进行控制的必要性.要合理控权首先要加强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其次是要加强司法控制.再次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控制.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必须要加以控制的权力,权力行使者的不当或错误的运用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文在对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就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历史演进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与规则相联系的权力。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规则关系的不同,行政自由裁量权经历了从无限自由裁量权、严格规则主义到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发展阶段,并展示出新的发展趋势。     

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具体研究某一类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权将更有利于指导实践。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遭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因此，本文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处罚的混乱状况，本着授予权力与设置相应的限制和救济结合的宗旨，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原则，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监控、救济等问题作法理探讨，以期有利于立法与执法水平的提高。     

论税收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及执法责任监督

指出我国税收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和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上,进而列举了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与合理运作的关键因素,即行政主体能否正确理解立法意图和自由裁量权是否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最后,说明税收执法责任制是税收执法权监督的核心,对于自由裁量权合理运作的控制具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立法上,应明确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和原则,并通过制定行政内部规则,尽可能减少过宽的自由裁量的空间;程序上,应要求行政机关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并给出所做决定的理由;此外,行政机关还应加强自我控制,通过事前规则控制与事后的监督与审查,防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实践中的公诉裁量——以实证调查材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

尽管我国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意义上的公诉裁量空间狭小,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以裁量事实与证据为基础的裁量行为。在严格控制公诉裁量的制度环境中出现的这些裁量行为表明我国公诉裁量的现有架构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针对实践中公诉裁量的具体现状,应该在适当扩大公诉裁量权的基础上,完善检察机关公诉裁量行为的控制机制,制定统一的公诉政策和在检察机关内部培育关于公诉裁量的制度文化。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充分体现了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考量和审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价值取向性、伦理自主性、主观能动性、自由有限性等伦理属性,以相对现实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和实现个案正义为其存在的伦理依据,其运行应当遵循彰显司法正义、彰显司法良知、讲求司法公信、符合公序良俗等伦理限度。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自由之否证与拘束之提倡：法官裁量权辨正

日常生活中的裁量并不自由,其针对的是自由限度之外的事项,要求具备辨别能力的行为人以周知的一般规则进行衡量和判断。法官裁量权是法官的一种审判权力,权力扩张的本性决定其必须受到限制。拘束是法官裁量权的应有品格,独立是法官裁量权行使的前提。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良知去感知正义的内容,并以此为指引去认定案件事实,理解和适用法律,且必须公开判决的具体理由,以保证法官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司法公开中的裁量及其统制

当前,我国的司法公开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对司法公开裁量理论展开系统的研究。同行政裁量不同,司法公开裁量具有主体的特定性、监督的匮乏性、范围的法定性等特点,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法律规范状况、法官职业素养和公民权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公开裁量中,法官既要注重程序上的良好公开,也要注重裁判中的释法说理工作。为了促进司法公开裁量权的良好行使,还应当从立法的统制、法院的自我规制和社会统制等方面建构合理的统制体系。     

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论证明妨害的规制

证明妨害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应当予以规制。对证明妨害的制裁依据应区分不同的过错形态,分别采取经验法则说和实体法上的义务违反说。对证明妨害的规制措施,不宜单一化,而应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这样才更具合理性和操作性。     

论给付行政裁量的规制完善

讨论法治思维、法治政府评价的问题,就离不开对行政裁量的考察。考察行政裁量的本质论,就不能绕开对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这种两分法的再认识。探讨自由(便宜)裁量和羁束(法规)裁量的区别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行政裁量司法统制的界限和基准,而且有助于促进法规范的制定和解释之完善。结合给付行政的增大和裁量权的扩展这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在给付行政领域建构符合该领域特点和规律性的行政责任论,裁量规制和裁量机制本身的完善必不可少。在具有较强裁量性的给付行政领域,宜进行功能性、程序法性的合目的性裁量,而运用和"羁束裁量行为"相对应意义以外的"自由裁量行为"观念,则是不适宜的。在给付行政领域,需要根据每个受给者的具体情形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各种各样的灵活应对,这种特点决定了该领域的裁量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需要完善相应的程序和准则,确立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等独具特色的权力运用规则,重视和强调规制手段的活用。     

论裁量基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背景既需要行政裁量的灵活应对作用,又不得不对其进行一些限制。在这样一种矛盾情形下,裁量基准制度因其自身的相对性特征、适用范围不确定等问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要走出这些困境,就必须构建合理的裁量基准打破机制,恰当的定位其有限的作用和适当的适用范围,这样才能正确发挥裁量基准制度可以被期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