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哲学视野中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在政府、市场、高等教育系统和个人(社群)共同作用下生成的社会事实,这种社会表征着公民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程度。教育公平感是主体依照自己的习惯,对教育公平的“实然”和“应然”之间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在不同高等教育哲学视野中,教育公平的实然与应然状态是不同的,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视野中,教育公平的实然与应然状态有望统一。     

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两个层次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应然关系和实然关系的统一。实然关系表现为两者的既对立又统一,应然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既克服又保留。实然关系是应然关系的实现过程,应然关系是实然关系的必然结果。     

论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以促进利益和谐为中心

农民工养老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与完善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利益和谐,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通过对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导致农民工利益流失的原因,提出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应然性”、“实然性”制度的建议,最后在制度的实践基础上,提出“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意见。     

"美好生活"的四个维度及其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其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性,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之中;“美好生活”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发展,要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型;“美好生活”蕴含了深刻的价值维度,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好价值引导的作用,为“美好生活”确定价值依据,赋予其一种价值秩序,增强社会主义精神共同体的凝聚力;“美好生活”最终要经由实践的环节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活状态。思想政治教育要秉持实践精神,进入生活实践领域,把理论建设与社会行动高度统一起来。     

历史：实然、必然与应然─—历史观与价值观关系探析

人们通常都确信历史观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本质、规律、过程的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实然和必然的揭示，然而实际上它还包含了对人类历史的应然─—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理想状态的体认，并且以对理想社会状态的价值判断为指导。因此，历史观与价值观密不可分，价值观是历史观的灵魂所在，生命所系。当一种历史观为社会所接受并据以指导、组织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历史的应然也就在历史创造活动的展开过程中，成为必然并转化为实然．     

论社会主义法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

提出并运用法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的法哲学范畴以及法度、离度性、离度率等法哲学概念,分析社会主义法的概念问题。确立社会主义法的应然性,需要明确人们对社会主义法的现实需要、理想追求和积极评判态度;确立社会主义法的实然性,需要明确调整社会关系的具体法律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实在法偏离社会主义法度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实在法的有限的离度性和离度率。社会主义法的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法应然性的实然化和实然性的应然化的辩证过程。     

“应然”的实践阐释——论马克思的实践应然观

应然即"应当如此",它植根于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立足于人类实践寻找应然的各种规定性,将应然的本质归结为以人的需要为最高尺度,重构世界图景,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解。马克思的实践应然观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命题:(1)应然是从实然出发的否定和超越;(2)应然的最终根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3)应然是对必然的利用;(4)认识的根本任务是对实然的应然建构;(5)应然实然化的基本途径是社会实践;(6)追求应然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解。     

论法及法律的应然与实然

人们对法的认识 ,历来都是基于法的应然状态和法的实然状态。在分析法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探究作为法的实然状态的法律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 ,才能更全面地认识法的本质。     

论友善核心价值观信仰化及其根据

友善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最具创新性的概念。友善信仰作为基于内在善意的对他人宽容友好的情感态度以及基于爱心的助人为乐的实践行动相统一的内在德性,知与行相统一并由知而行、实然与应然相统一并由现实而达理想、自觉与自愿相统一并由自觉而达自愿是友善信仰的重要特征。友善既有其现实之物质基础,它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由此而带来的人际关系和谐诉求的客观反映,特别是它顺应了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人性自我完善的客观必然性;同时,友善还有其我国传统德性主义之文化基因,它在传统文化中有其“仁者,人也”这一以德立人极的本体论根据,有其“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价值论依据以及对“和为贵”的处世智慧的传承。友善的现实根据和文化基因的有机融合是其能够被提升为核心价值观并最终为最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历史必然。     

浅谈教育目的个体选择倾向性

教育目的是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应然”的教育目的与“实然”的教育目的往往是不统一的。个体对于教育目的的选择常常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因此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如何将“应然”的教育目的转化为个体“实然”的教育目的,这需要一定的价值引导,并且经过内化才能实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动力发展史。物质对精神、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充分重视精神力量对奋斗实践的推动作用，是在坚持物质对精神、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的精神主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精神力量源于人们的知识、情感、意志、理想、信念、信仰等，这些精神因素在人的实践中所产生的"力"便构成了精神动力。精神动力的形成发展与作用发挥，源于客观的社会存在与主体的精神需要的双重要求，并通过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而将这种精神力量作用于实践，以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找准来时路、走好当下路、瞭望未来路的精神动力，是信仰动力、信念动力、信心动力的系统整合，是个体精神动力、群体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动力的多元融合，是精神创造力、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的有机统一。它对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身成长起着方向指引、情感激励、意志砥砺和力量凝聚的重要作用。从精神动力的层次来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基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乐观心态，指引着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从形成精神动力的主体来看：精神动力是个体精神、群体精神、民族精神的作用彰显，个体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联系个体与国家、民族的精神纽带，群体精神动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群体情感、群体意志，民族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血液里的民族精神基因蕴含的持久性、深层次的精神力量。从精神动力的作用来看：精神创造力贯穿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反映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精神凝聚力汇聚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礴伟力，精神约束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与革命性。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共享发展理念的三维透视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科学发展理念,蕴藏着主体、过程和目标三重维度。从主体维度看,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过程维度看,共享发展理念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凝聚了发展的强大合力;从目标维度看,共享发展理念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强调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论语》“仁”学体系考论——兼及《论语》思想体系的“内隐”特征

《论语》"仁"学论争主要集中于"仁"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具有体系性。《论语》中孔子以特定语境中的"省略式"清晰阐释了"仁"本质（爱人）及其临近属概念"德"，朱熹相关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可为证。《论语》中还阐释了"仁"本源（孝弟）、价值（利国利民），并进一步具体阐释为以"爱人"为其内核的"恭、宽、信、敏、惠"，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等实践要求，以"仁在其中""近仁""鲜矣仁""不仁"等形成"边界"，与老子、苏格拉底比较，是轴心时代早期最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且沿用至今。除了解释"仁是什么"，《论语》中还阐释了如何"为仁"，何为"仁者"，由概念、实践特性与实践主体构成完整的元儒"仁"学体系。《论语》"仁"学立足于实践智慧与社会效益，确立了具有鲜明是非、爱憎且注重利国、利民实绩，既非求全责备、也非徒有虚名的"仁者"条件，对于现代人类伦理构建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社会时空观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视角把自然时空和社会历史时空加以区分，超越了传统时空观对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同 质性理解，实现了马克思对时空观的创造性改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时空观。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带一 路”建设持久发展、纵深推进，中国与各国之间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对各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凸显了马 克思社会时空观在现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时空观；“一带一路”     

泸定山歌的文化张力与乡村振兴及其传承与创新

见啥唱啥，随口而唱，随性而韵的泸定山歌极具地方的色。泸定山歌极具文化张力，其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 内契，对人们的思想情感情操具有导向作用。不仅如此，在旅游产业为目标导向的发展模式中，它对当前“甘孜州大渡河流域 乡村振兴”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山歌文化为看点的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可以推动藏汉人们的深入交往，加强经济文化的 互动与融合，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的和谐团结与地区的稳定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然而，泸定山歌后继乏 人，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精神谱系视域下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根基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在精神谱系视域下审视伟大抗疫精神既有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伟大抗疫精神的研究。伟大抗疫精神"何以形成"与其"是什么"和"如何弘扬"是同等重要且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何以形成"的探究有助于厘清伟大抗疫精神的实质以及提高继承和弘扬的针对性。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殊死搏斗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又有自身丰富内涵与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缔造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抗疫斗争的领导主体,党的领袖群体是抗疫斗争根本任务的提出者和根本方向的把控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各领域抗疫斗争具体策略的设计者和带头执行者,广大普通党员是各条抗疫战线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力量。中国人民是抗疫斗争的基本主体,中国人民的抗疫诉求是推动抗疫斗争进行的根本动力,中国人民的抗疫智慧是抗疫斗争的基本要素,中国人民的抗疫行动是抗疫斗争的直接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抗疫斗争的理论基础,也是与国际国内各种错误言论进行斗争和交锋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是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底气和信心,也是党和人民团结抗疫所维护与坚守的对象;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党和人民用实际行动铸就伟大抗疫精神,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将对祖国和同胞的感情具体化为气壮山河的抗疫行动,中国人民严格自律的抗疫实践、守望相助的抗疫实践、舍生忘死的抗疫实践共同构成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华文化深深滋养着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战胜困难的思想精华,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抗击疫情的力量,中华文化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深刻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形成,强化战胜疫情的精神支撑,对于夺取抗疫斗争和新时代伟大斗争全面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过程,不仅意蕴学习、批判、借鉴的理论生成,更为主要的是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践养成.从中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玉汝于成,是怎样的民族力量聚化为怎样的民族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与习近平“新时代”的逻辑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昨天和前夜。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前溯百年的历史状态,是黑暗的前夜;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昨天状态,与今日的“新时代”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近平“新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化的必然逻辑,推动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演化的是中国人民持续百年的不屈抗争、流血革命、艰苦创业、不懈奋斗。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习近平“新时代”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从屈辱、奋斗、站立、富裕到强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历史画卷还要继续向前展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将为世界作出更大、更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