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分配看全球脱碳发展的现实与前景

全球经济增长远未与资源消费脱钩,绿色资本主义本质上代表着资本权力的扩张,深化了核心国家和精英集团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为实现社会公平,全球经济脱碳发展离不开从北至南的财富和科技再分配转移。公平的脱碳发展需要气候治理的新思路:正视可持续发展与贫困问题,借助气候正义国际网络加强对话,推进气候政策与贸易管制的兼容性。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后京都时代（2012～2020年）碳排放权分配的战略构想——兼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碳排放权与碳减排责任的分配是气候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从以国家为单元分配排放指标的国际公平向以人口为基础的人均平等分配排放指标的转变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紧缩与趋同"方法、"人均累积排放"方法、"一个地球、四个世界"的减排路线图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在后京都时代(2012～2020年)的碳排放权分配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区分;罗尔斯正义两原则中的"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碳减排中的"三个世界"的划分.     

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并通过一种思辨的设计,推理出正义的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与差别原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对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减少不和谐因素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完善权利保护体系,保障个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完善分配制度,保障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关注弱势群体,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竞争机会;注重代际公平,保障下一代的可持续发展。     

浅析政府在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过程中的作用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高等教育公平,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包括高等教育起点的平等、高等教育过程的平等以及高等教育结果的平等。政府应该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统筹规划学校布局,推进高校标准化建设,改善高等教育院校办学条件等来推进高等教育公平,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形成政府主导的教育公平机制具有指导意义。     

论罗尔斯平等思想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罗尔斯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社会正义原则,但他更看重平等,因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构成了平等的基础.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如政治上的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公民基本自由要求权利平等原则,不允许公民间基本自由存在任何差别.在收人和财富的分配上,为克服社会偶然因素和自然偶然因素对人与人造成的不平等,他在承认效率原则和形式平等所遵循的纯粹正义的程序的前提下,提出了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结合的正义第二原则.     

论气候变化国际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当中被广泛使用,但是缺乏准确定义,其内涵也不明确。气候变化国际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应当包括气候正义、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等内涵。这些内涵在今后被确立可以帮助气候变化国际法完善对发展的认识,加深对正义的了解,促进气候变化国际法更和谐。     

近30年国内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展望

气候正义是正义理念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它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与人权和发展权交织在一起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近30年来，国内学者对气候正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即聚焦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阶段、气候正义研究的提升阶段以及气候正义研究全面深化的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的研究，我国学者系统地探讨了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国际国内各种碳减排方案、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气候正义的伦理原则、气候正义的实践路径等问题。     

公平的尽头

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现的是公平和正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但事实上,绝对的平等、公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若要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就要尽可能的保证过程的公平。     

公平的尽头

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现的是公平和正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但事实上,绝对的平等、公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若要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就要尽可能的保证过程的公平。     

气候公正: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公正是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从人际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层面上讲,人的行动应当遵循自由的平等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这种状态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达到平等和可持续性发展二者兼顾。坚持气候公正,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包括经济活动的低碳模式和提高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减排和适应。建立整体性的财政资助和技术转让国际框架是应对气候变化当务之急。为了全球安全,发达国家需要在切断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联系方面做出表率,并对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人类发展的转型给予支持。     

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呼唤正义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气候公共产品必须要靠各国通过合作来集体提供。而要创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体系并使其持续有效,就必须以正义为本。为了使人类能够打破目前的气候变化正义悖论,就需要启动一项全球正义工程：通过阐明正义、普及正义和实现正义三步骤来催生气候道德,最终依靠人类自身的改变来逐渐复原已被改变的气候系统。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国家利益驱动

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竟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减排的利益难以均摊,导致各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和态度大相径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有的国家积极推动,有的国家摇摆不定,有的国家袖手旁观,有的国家横加阻拦。由此看来,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最终达成,有赖于通过机制创新,改变全球减排的国际利益格局。     

气候政策选择的七种评价准则

气候变化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同国家或群体对其态度不尽相同,因此气候政策的选择存在多种评价准则,包括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代际公平性、区域公平性、体制可行性、技术可行性和伦理道德性等七种评价准则。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存在不同评价准则的竞争:首先,发达国家相对更强调环境有效性,而发展中国家相对更强调成本有效性。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转移及技术转让方面存在区域公平性的争议。再次,各国在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方面存在代际公平性的争议。理想的气候政策方案是能够综合各种准则,即充分考虑当代与后代、区域间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公平,符合政治现实、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等体制约束,在可获得的技术水平下,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环境改善。     

论气候公正

气候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问题。人类发展是关于人的发展,关于人如何增强人的能力、扩大人的实际选择和实质自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坚持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气候代际公正和气候代内公正的有机统一是其题内之义。平等是个全方位的公正,既包含纵向的公正也包含横向的公正,但着重点应该就是横向的公正。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困境、挑战与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石,然而,该原则的要求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与落实。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该原则还将面临被混同为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采用单轨制后效力被弱化的挑战。国际气候体制必须同时符合正义、效率和秩序三重价值取向,中国应继续坚持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律地位,并且应当重视对该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