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环渝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 SEM 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注重扶贫效果、评估扶贫效益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与创新路径。研究选取环渝六大集中连片贫困区(渝东北、鄂西北、渝东南、湘西北、川东南、黔西北)近600户贫困家庭进行问卷调研,突破既往关注宏观政策规制与扶贫主体行为的研究偏好,构建涵括公众期望、政策适应性、扶贫精准性、价值感知、扶贫绩效等五大方面的扶贫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结构方程的指标信度、结构效度、模型优化拟合,并通过路径系数与中介效应来测算区域间精准扶贫效益及分值排名。研究认为目前针对性满足受众需求的扶贫供给成为阻滞扶贫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亟需改进扶贫政策适应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进而导致经济融合不力、身份融合困顿、心理融合受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并转型新市民。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能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在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为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价值,必须精准“分析需求”,优化扶贫供给;精准“协同帮扶”,增强扶贫合力;精准“治理督评”,保障扶贫效能。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研究

长江上游地区既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主要聚集区,打赢这一特定区域的扶贫攻坚战不仅对实施好国家战略,而且对确保长江上游贫困地区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长江上游云、贵、川、渝四省市2010-2015年的面板统计数据研究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地区脱贫,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大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分析还发现,影响地区脱贫的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因素等对地区脱贫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做好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的关键是：国家层面制定计划,区域联合构建机制,承接地做好落地工作,行业协会发挥中间服务作用,承接企业培育人力资本,通过提升产业扶贫效益加快长江上游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下“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以河南省禹州市烟叶扶贫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上,禹州市在推进烟叶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营粗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和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 扶贫工作的新特点

通过论述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主流化的趋势,尤其在县域电子商务和涉农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扶贫工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即以信息扶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的新型扶贫方式被更多的区域和主体所采用。鉴于此,主管部门应该把信息扶贫纳入到国家扶贫工作体系中,各地应发挥好电子商务在产业引导和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还需要夯实与电子商务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     

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

产业扶贫是当前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方式。如何推进、其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研究表明:产业扶贫在政策目标上是确定性的,即要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造血"功能,但由于受参与者、政策结构、技术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实践过程和结果又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创造条件,以扩大产业扶贫的确定性结果,最大限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边界,既是当前中国精准扶贫的主要目标,也是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路径。     

压力型扶贫模式下的群体角色及其行为特征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有对口帮扶和维稳工作的双重压力。在压力源、压力点和压力氛围的作用下,精准扶贫中的扶贫责任人、扶贫责任单位和扶贫帮扶单位等扶贫群体构成了独特的压力分解与承接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扶贫群体由于所面临和所分解的压力不同,因此其主体行为和行动特征也就各不相同。而作为被扶贫者的贫困群体,由于其所依赖的扶贫群体的压力和资源不同,使得前者的行为也各不相同,角色特征也会出现异化。总体来看,扶贫过程中存在着扶贫压力或过重、或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适当减轻扶贫者的任务压力,又需要增加被扶贫者的利益压力,从而回到科学扶贫的道路上来。     

产业扶贫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演化博弈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在产业扶贫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扶贫项目决策的关键主体。由于利益的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地方政府担心企业对扶贫资金套利,企业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不够信任。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模拟双方在不同的初始状态下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分析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因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以及推动产业扶贫的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