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伦理学视角下典籍英译异化策略的再审视——兼评《孙子兵法》Mair英译本的杂合伦理观

忠实伦理作为译者的道德责任及法律义务,并不能作为功利原则来评价典籍英译译者翻译行为结果的道德价值,因为其在翻译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基于规范伦理学之效果论与义务论,分析西方译界英译中华典籍所遵循的归化伦理与异化伦理纠葛与冲突之本质可知:在后殖民语境下,西方译者无论采用归化或异化策略均不能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华文化,问题不在于策略本身,而在于评价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功利原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本质上是一致的.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浅析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选择和采取的两种翻译策略。与直译意译不同的是,归化和异化是以翻译过程中文化的取向来定义的。归化通常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而异化则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本文通过归纳归化和异化的意义以及分析归化和异化的代表人物,论述归化和异化策略的运用和译者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并通过翻译实践说明归化和异化对译本的表达和读者的感受所带来的不同效果,进而总结出通达顺畅的泽本需要译者要把握好支撑点,努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归化和异化翻译在高校外事翻译工作中的应用

本文根据高校外事翻译的工作现状,从高校外事英语翻译的特点及种类出发,结合翻译方法中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策略的方法,指出在英译汉中应适当采用异化手段作为归化补充,在汉译英中则宜尽量归化,并指了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在外事翻译的对比及其具体应用情况.正确运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便于促进中外双方院校沟通,实现对等交流,提高高校外事英语翻译质量.     

翻译策略岂可固执“异”端？

异化翻译是一种尊重差异的翻译策略，而非主张一成不变地复制原作。文章就汉一英翻译中的“异化”策略进行探讨，认为：作为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两者各有短长，也都有存在的必要。过分强调“异化”或“归化”都有失偏颇。     

从异化与归化看文学翻译

本文在考查作为翻译策略的异化与归化这一对概念和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翻译中“归化与异化共存”这一假设。对该提法的另外的支持来自笔者的翻译实践。笔者发现具体操作一个文学文本的翻译时 ,归化与异化的合作往往是对译文质量最基本的保证。另外 ,翻译过程中对于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采用应视需要而定 ,不可预先设定。     

林语堂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林语堂译作《浮生六记》研究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的两种基本策略,林语堂译作《浮生六记》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本文拟从林译《浮生六记》看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其中的运用,探讨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林译作品中的体现。     

弱势文化背景和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作为两种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话题之一,近几年在国内翻译界尤其如此。随着翻译界“文化转向”的兴起,翻译研究已被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需要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看待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在中外文化交往日益深入但西方文化仍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应从中国弱势文化背景出发来处理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在英汉互译时,应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在翻译活动中的辨证统一

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因素有译者、承载着原语言与文化的文本、以及参与实际阅读过程的读者.文本中所承载的语言与文化以及读者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所以我们应该动态地去看待翻译活动中关于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之间的选择.本文从译者的目的、文本特点和读者等关键因素出发, 分析了上述因素对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动态选择的影响.说明在翻译实践中, 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应用是相辅相成,辩正统一的.     

归化的罪恶与异化的救赎——论韦努蒂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的翻译观表现为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归化策略以流畅、透明、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导致译者的隐身,抹杀了异者文化的他性。与归化相抗衡的是异化翻译：异化是第三条道路,是精英主义的翻译,是对归化的救赎。     

翻译策略研究：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策略,归化翻译方法的原则主要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而异化翻译方法的原则主要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归化与异化两种方法在实践中应灵活运用。     

多维度翻译伦理转向探微

随着人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及对翻译实践的反思,翻译的伦理问题逐渐引起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伦理思想,且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彰显出不同属性的翻译伦理转向,并在不同层面上为翻译实践提供着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列维纳斯他者思想对翻译伦理学的启示

列维纳斯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他提出的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观点在西方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列维纳斯的思想来观照翻译研究,我们认为翻译具有伦理优先性的特征。而列维纳斯思想较之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更加切合翻译的实际,因而也更加适合作为翻译伦理学建构的理论基础。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试论文学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

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然而,目前研究中心主要在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翻译行为本身的道德内涵和意义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译者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探索等。这些方面不仅体现在译者的主体品格和译者、作者、读者的对话中,也体现在译者选择和制定翻译策略的过程中。     

幼儿教师亲职伦理责任问题的表征、原因与对策

从责任认知和行为选择的角度来看，幼儿教师亲职伦理责任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亲职伦理责任推卸问题、亲职伦理责任越 界问题以及伦理两难问题。究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伦理知识缺位造成的亲职伦理敏感性不高、伦理和道德的混淆造成的伦 理责任认识不清、以情感主义为表征的道德文化产生的道德语言无序、伦理勇气缺位造成的伦理实践能力不强。针对幼教实践 中产生的亲职伦理问题可以从构建亲职伦理规范、营造亲职伦理文化、关注亲职伦理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环境法的伦理审视

环境伦理是把基本社会道德规范推广到自然界并把生态平衡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加以重视 。本文分析了这种伦理审视环境法的必要性,论述了环境法与伦理之间的两层关系：从价值层面上,环境法应服从伦理评价和伦理价值取向;在规范层面上,环境法与环境伦理是互补的不同规范。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伦理审视的可能性。最后,文章指出了伦理审视环境法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用什么伦理审视的问题,即伦理模式的选择问题;第二,伦理审视环境法的范围。     

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伦理约束

翻译活动是一种群体活动,其中有多个主体参加.这些主体的相互交流受到伦理学原则的约束,其对译者的制约更是举足轻重.译者受到的伦理约束主要体现在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个方面.这五种伦理约束相互作用又相互牵制,这为明确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职责和义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