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编宋诗选本动因初探

有清一代,学宋蔚然成风,宋诗总集的编选亦随之兴盛.考其编选动因,盖可分为四种: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弘扬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指导初学、辑存文献,这与当时的世风、诗风、学风都是有关系的.清代宋诗选本,如实地记录了宋诗文献的原貌.有些选本,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诗学主张,也没有蕴含指导创作的具体法则,但只要它们能流传至今,客观上即对宋诗文献的保存发挥了重要作用.繁多的宋诗选本、多元的选录标准、不同的诗学价值,正是清代宋诗运动兴盛的最好注脚.     

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

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字研究者都忽视了北宋诗歌娱乐方面的重要性.尽管晚明及清代的诗评家们曾试图恢复宋诗的声誉,但对宋诗最典型的评价还是重理、好论、尚简.这种特征说的盛行最早可以追溯到严羽的<沧浪诗话>,然而也只说对了一半.它忽略了宋诗不仅仅是押韵之讲义的许多方面,即机智、幽默、天才的构思.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     

明代宋诗选本论略

明代宋诗选本现可考者约有十三家,它们一方面是对时人过度轻视宋诗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崇唐抑宋的时代风气,而在选诗标准上多持以唐存宋的态度。明代宋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上,一批珍贵的宋诗文献通过其整理而得以保存至今,同时,它们也是清初宋诗选本的文献来源,对于清代宋诗的复兴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文献上的诸多缺陷也因此给清代选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     

论清代格调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代格调派的产生与康乾以来的盛世背景、文化氛围及文人心态相关,而清初宋诗热的流弊及王士稹神韵说的偏失,则是促使清代格调派产生的诗坛背景。     

《宋诗百一钞》的诗学思想和批评策略

《宋诗百一钞》版本至少有16种。它以＂原本忠爱,温柔敦厚＂为选诗宗旨,在题材上强调宋诗的伦理价值和盛世气息,在诗史叙述上具有扬＂初＂抑＂晚＂等倾向。这是清代宋诗选本庙堂化的产物,也是乾隆时期盛世文化的反映。沈德潜格调学亦深刻影响了《宋诗百一钞》,选诗主近唐远宋,但另一方面,编者又对宋诗体派流变保持了较大的尊重。《宋诗百一钞》的理学气息并不浓厚,认为它选诗依从理学标准的看法并不准确。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

"唐宋诗之争"贯穿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大部分诗人和流派都涉及"唐宋诗之争".综观20世纪以来的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内容上有从"唐宋诗之争"出发对诗学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有关于唐诗、宋诗研究的,有从清代诗坛风气、诗学演变立论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的历史及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考察其研究方法,提出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以期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出阅读前人诗歌选集时应有保留,因其选集大多比较草率,比如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合编的《宋诗钞》所选的刘克庄诗作,只选了刘氏前十六卷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的作品一首也没有选录。本文考察了刘克庄集子在宋元明清之际的流传情况,结论是吴吕二人未选刘氏后期之作,并非态度草率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卷十七以后的诗。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

《全宋诗》由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编辑过程中存在一些诸如误收、重收或漏收等疏误。对此,学界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辑侠补正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解决。笔者在翻检《全宋诗》的过程中即发现了十余首金元明诗被误收入《全宋诗》之中,而补正《全宋诗》之文章尚未注意到,故特以拈出,以期对《全宋诗》将来的修订,能尽绵薄之力。     

宋初昆体诗人学白及其诗歌考论

白体、昆体与晚唐体并称宋初“三体”。白体追求平易流畅,昆体追求典丽富赡,它们审美趣味各异,先后兴盛于宋初诗坛。但宋代诗人都有白体的底子,尤以昆体与白体关系密切。不少昆体诗人带有明显的白体风格,可以说是前期学白而中途似昆的,其主要代表有李宗谔、晁迥、张咏、丁谓等人,他们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对他们诗作中的白体风格进行勾勒,有助于丰富学界对宋初白体诗人及其诗作的认识。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