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乡村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主题,他们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可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乡村政治研究及其路径选择

本文在早期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的研究现状,从跨学科的角度提出乡村政治研究需要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综合,注重本土契合性实证研究方法的采用,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乡村政治中具体事件过程的分析,来揭示其中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全球化的人类学: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当代的珠江三角洲在全球化格局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是边陲的中心,2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珠三角因其地理和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形成了研究意义上的独特性,要理解这种变化,全球化的人类学为这一地区的乡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本文尝试用全球化的角度讨论当代珠三角乡村社会研究的新意义,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重新思考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些概念。     

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

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复兴中国的责任感,中国社会学社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主要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以李景汉等社会调查家为代表,主张对农村社会状况做系统的调查,为复兴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备;一类是以许仕廉、杨开道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符合中国社会利益的全面民族自救运动;还有一类是提出"都市救农村"理论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以都市救济农村,以工业救济农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方法。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封闭的中国大陆使海外学者无法到内地来研究中国,而只能通过对台湾和香港的田野调查来研究汉人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对大陆乡村社区的研究蓬勃展开。这些立足于村落的田野实践,阐释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析了乡村发展的道路与方向,也浸透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和对民生民情的深切关怀。     

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乡村精英经历了由传统乡村精英到乡村政治精英再到多元乡村精英的转换,这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人类学在中国及香港的发展:从个人角度的漫谈

本文主要论述人类学在中国及香港的发展。这里“中国”是广义，包含中国大陆及台湾。附加说明，本文是从个人的角度漫谈，不是具体地描述或纯学科的系统性审察。首先，由于我本人专业的限制，我主要论述四个人类科学分支的一支，这就是社会人类学，而不涉及其它三个领域——语言人类学、建设人类学及自然科学人类学。其次，我不是以权威的口气，因为我不属于社会人类学方面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成员。他们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每人在香港和台湾占领一块领地，勤奋耕耘，推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远远超过了该学科专业观察家应做的。在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西海固回族乡村“分坊建寺”调查与研究

本文以宁夏西海固回族乡村“分坊建寺”为研究对象,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梳理乡村回族分坊建寺的历史线索,分析当前回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分坊建寺存在的特殊类型与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对如何解决乡村回族社会中的“分坊建寺”现象进行思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

文章简评25年来中国人类学在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及海外文化“三大地理空间圈”,及在亲属制度、宗教与仪式、比较政治、经济、历史、比较文化、法律诸领域的研究中获得的成就,分析了学科存在的问题,并以问题的解析为角度,展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走势及前景。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乡村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生活,奠定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

作为人类的故乡,乡村,不只是地域空间,也是文化空间,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重要发源地。乡村美学,理应成为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乡村生活环境中,在乡下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器具制作、人性人情、民风民俗、民间艺术,以及相关的文献、典籍、诗词歌赋中,蕴藏着既不同于外国乡村,也不同于现代城市的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审美文化资源,亦深隐着民族乃至人类共通性的审美心理生成的奥秘。将中国乡村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加强对中国乡村审美人格、审美观念、审美创造、审美环境、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为民族振兴探寻文化之根,亦可为中国当代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审美维度的借鉴。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