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声训举例

声训的方法是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法起于周秦,盛于清代。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王念孙说:“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②这些主张得到了清代以及以后的训诂学者的拥护。其实,汉初毛亨传诗,声训的方法早已用得很精到,大多是本於声音而求得字义的解释。现就《毛诗诂训传》的声训作个粗略的分析,叙述如下: 一、以音同字相训。《邶风·谷风》宴训安,《郑风·扬之水》迋训诳,《褰裳》士训事,《齐风·东方未明》樊训藩,《陈风·东门之池》晤训遇,《豳风·七月》疆训竟,《小雅·六月》公训功,《采芑》鞠训告,《斯干》似训嗣,《小弁》坏训(疒鬼),《大雅·思齐》恫训痛,《抑》止训至、《烝民》古训故,《周颂·闵予小子》序训绪,等等均是。     

义存乎声新证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同源词(即同族词)的语音和语义关系时,提出了“音近义通”的说法,尤其是在清代乾嘉时期,王念孙、段玉裁、郝懿行等人,研究更为精深,阐发更加详明。如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又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段玉裁也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郝懿行也说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对于他们的贡献,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声近义通”缘于语词孳乳说辨正

一、“声近义通”学说和“声近义通”现象1.1 “声近义通”学说 “声近义通”(亦称“音近义通”或“声通同训”)作为一个训访学上的术语,本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提出的一种学说,其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的例子如:     

同源训释论例

<正> 训诂的条例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三方面。这是传统的训释手段。段玉裁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此只说明训诂条例的组成与互求,但未明在这三者的关系与地位中,应以声音为先。以“声”统“形”,公认是研究文献语言的重要方法,也是汉语研究史上最宝贵的经验。黄侃说得更为具体:“详考吾国文     

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界限问题

人们历来重视对同形异义词的研究。但是词汇演变的情况十分复杂,同形异义词在演变过程中与多义词往往有交叉现象。某些词兼有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混淆,因此很有必要划清二者的界限。 关于词义的研究,前人主张“因声求义”,因为任何一个词都是形、音、义三者结合的统一体,音是基本的因素。只有紧紧抓住音这个枢纽,用以统摄形、义的研究,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所谓“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②,都是汉语训诂研究方面可资借鉴的。划清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界限,同样也必须从声音入手,进行词的音、义的研究。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试论《说文》段注对训诂方法的贡献

清代以前 ,人们训释词义时或“以形索义” ,或“因声求义” ,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训诂实践上存在一些局限和失误。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训诂方法 ,并运用于《说文解字注》 ,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 ,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 ,以及词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明训诂,审辞气两三则

训诂又叫故、故训、诂训。毛亨给《诗经》作传注,写了《毛诗诂训传》。孔颖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描述)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讲通俗点:诂是用普通话释古话、地方话,训则更推广到对字、词、句、段、篇的全面探讨。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训诂”当成一个概念、一个词,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是黄侃先生说的“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毛诗诂训传》是专门解释《诗经》的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广韵》、《康熙字典》、《辞源》等,是收集群书故训,分类(或依词义、或依语音、或依笔形)编排的训诂词典。 下面谈第一个例,“去”的各种词义。 去:许慎据篆形,解为“人相违也;从大,声”。段玉裁注:“人离,故从大;大人也”。《说文》去部另收“”、“”,均从“去”得义而训“去也”。考近出土甲骨、金石、盟刻,字皆上从“大”,下从“”、“”或另增笔符,没有作的;明许“声”说还值得商订。但许说“去”本义是“人相违”,即“人离去”,这却是验诸古书出例而可信,是历代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公认不疑的定训。     

论训诂之旨本乎声音

对于汉字形音义三者的辩证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只注重形体，而忽略声音，或望文生训，或不知贯通，易简之理既失，大道遂多歧亡羊。为矫正此弊，清代乾嘉学者才不得不反复申言“训诂之旨本手声音”，“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然而，倘若由此而走向一种极端，唯文字声音是求，全然不顾汉字形义关系的一般约定俗成性，不顾汉字使用的基本规范性，那就必然要走火入魔，闹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训诂新解＂的笑话来。     

阮元的训诂方法和成就

阮元曾说过:“余之学多在训诂。”他研究训诂学的成果,大部分保存在《研经室集》中。阮元在训诂学方面的首要成就,在于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寻找我国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字解经,长于归纳,善于博引旁征,再根据旧义,引申发明,推及一般,发前人所未发。下面试就他训诂所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作具体阐述。清儒训诂的主要方法是因声求义。我国训诂学由以形说义发展到因声求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文字根于语言,从形、音、义这三要素来看,形是记录符号,对于语言是外在的因素,音、义才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因素,而言语托于声音。从历史发展来看,语     

字义行废说

<正> 词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汉语的词是用汉字记录的,书面的形式是一个一个的方块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的关系一般是统一的,所以研究古汉语即以字为研究对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的对象就是文字。这是一部“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见王念孙《说文解字序》)的书,说字形,明声音,解字义。解字义正是训诂工作。许书成于东汉,到清代段玉裁替它作注,中间相隔一千七百多年,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随着发展,字义自然也随着发生变化。许书以收小篆为主,所以说解字义是根据小篆,而所说皆本义。段玉裁作注,于字义部分多有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注出某义行某义废。行废之说,根于文字本身,也缘于社会发展。根据《说文》,本于文献,参照段注,字义的行废,可得数例,分说于后。 (一)字义未见或少见经传而废例有些字的本义不见文献语言,因而本义便自然地废而不行。殿《说文》:“殿,击声也。”段注:“此字本义未见。”殿训击声,文献未见     

试论郑玄就音求义训诂原则

郑玄在训诂实践中透过汉字的形体,窥见其音义联系,在训诂学史上创造性地建立了“就音求义”的理论原则,并把它贯穿在整个训诂实践的始终。 郑氏就音求义原则的建立,基于他对前修时贤声训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亦得益于他丰富的语音知识。 (一)对前修时贤声训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汉字的音义联系很早就为古代学者所注意,先秦文献里即已可见利用声音线索来解     

《广雅疏证》研究同源词的成就和不足

王念孙在“训诂之旨 ,本于声音”这一总理论的指导下 ,创立了“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伸触类 ,不限形体”的训诂方法。“声近义同”现象入手 ,揭示同源词的“命名之意”以及汉语同源词语义的系统性和音义结合的规律性 ,采用多途径和多形式研究和系联同源词取得了丰硕成果。     

“训诂”一词的最早出现

“训诂”一词的最早出现“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可“训诂”一词何时出现，还是个问题。现在一般训诂书上说，“训”“诂”二字最初单用，根据是《尔雅》有“释训”“释诂”篇名；又说二字最早连用是西汉毛亨《诗经估训传》。可《诗经诂训传》是“诂训”而...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公认: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的一部《广雅疏证》“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王力先生语)。这主要是因为,在古音学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为什么能促使具有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呢?这是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刘勰的声训意识

所谓声训,即以音求义,就是通过词的声音,来探索词的意义 这种声训或叫音训的训诂方式,远在先秦时代就萌芽了。如: 乾,健也。 坤,顺也。 震,动也。…… 坎,陷也。 离,丽也。…… 兑,说也。 (《周易·说卦》) 庠者,养也。 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 (《孟子·滕文公上》) 到汉代《尔雅》、《说文》、《方言》、《释名》等训诂专著以及群书的注释,这种声训方式,便被大量运用。如: 《尔雅·释言》:樊,藩也。 《说文,一部》:天,颠也。 《释名·释山》:山顶曰冢;冢,肿也,言肿起也。 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声训方式发展又如何了呢? 有人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这种声训“逐渐衰微”,直到宋代王圣美等提出“右文说”,才为声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种说法,把魏晋南北朝也列为声训逐渐衰微的时代范畴内,似乎值得商榷。     

训诂方法及原则在《楚辞》校注中的运用

历代研究《楚辞》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其间有许多翔实的考订,精湛的阐发。真知灼见,不乏其例。但是,“兰生艾亦生。”,见仁见智,淆乱纷纭,以至臆测妄说,穿凿附会也就缘之而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治经莫重于得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或得或失,能否正确地运用训诂方法和原则是个关键。     

试谈郑玄笺注中“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

因声求义是不为文字形体所拘牵,以声音为线索,用音同音近的词来训释词义。郑玄在他的笺注中已自觉、广泛地运用了因声求义的方法。其表现有三：１．提出从声音求训诂的原则;２．通过因声求义来说明假借,推求语源;３．使用多种术语解决声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