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与活的记忆

经典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即通过书写和评价而固化、经典化了的书面文学形态。固化了的文学典籍文本是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体验记忆,而经典的文学史就是把这些固化了的记忆片断通过某种逻辑联系起来,构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想象。这种历史叙述虽然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对于历史活动过程的解释却是建立在想象逻辑的基础上,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活态。对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对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中的活态过程的关注,即关注文本背后的活动形态和发展演变的动态,更加关注文学行为而不仅仅是固化了的文本。这就是对活的记忆的追寻和重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历史片断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持续的活动延续至今的活的历史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应当从经典的研究思路中拓展开,关注这种被典籍掩盖了的记忆,通过寻找这种文本外的活动与经典文本的关系而形成新的更加系统生动的历史记忆。     

作为副文本的新文学序跋

序跋是参与正文本意义生成和确立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副文本.它为读者进入正文本营造了阅读空间和审美氛围.序跋是作序作跋者对作品的一种导读.序跋中的"深度批评"又为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和经典化提供了支撑.同时,序跋也是新文学外部研究的重要副文本.     

互文性视阈中文本意义的解读

互文性概念为文本的生成和理解提供了一个意义关系的视角.根据互文性理论,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无限广阔的网络.作者总是通过对现存的文本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构成新的文本;读者对于新文本的理解也依赖于先前有关文本的知识和自身的经历.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互动中产生的,文本意义的解读具有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特征,它取决于作者的建构和读者的解读,取决于二者间的交际互动.     

审美张力的叩求:从诗学视角看"朦胧诗"的意义向度

任何文本的审美张力都导源于言(文本)、意(创作主体意念)、物(客观世界)三者的意义错位而形成的意义间隙,"朦胧诗"正是这一诗学的具体体现.创作主体意念的突出与高扬表现了"朦胧诗"人对诗歌文本审美张力的重视,其所采用的一系列艺术手法使得他们有效而适度地调节并控制了文本、诗人意念、客观世界三者之间的意义间隙.其大量的成功之作在文本的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达到充分的和谐,隐性意义的适度隐度隐循使得其作品获得了强大的审美张力,具有深厚的审美蕴涵.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文本与语调

狭义文本是指任何书写的话语.广义的文本与人的任何创作活动及其物化有关,人们可以通过对象化和符号化活动赋予其意义的东西都可以视作文本.把握文本的关键是把握其意义,把握文本意义的过程也是将其话语化、符号化和语调化的过程.     

《哲学的贫困》文本价值与当代启示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双重经典,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著名学者马雷什、费多谢耶夫、卢森贝、维戈茨基等对该文本的思想内涵加以深入审视,认为该文本是马克思思想的里程碑.梳理并分辨诸学者对该经典的解读,对我们理解<哲学的贫困>的历史价值并生发其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春秋》无达辞"的解释学意义

"<春秋>无达辞"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董氏对<春秋>文辞叙述特征的一种概括.针对此种叙述特征,董氏提出了"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应对策略.从董仲舒对<春秋>具体事例的解释来看,他首先预设了<春秋>神圣的立场,并在解释过程中注重独修义的挖掘,在方法上通过以例见法,最后抵达"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这种解释体现了他对经典所包含共时伦理的把握,并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解释立场.由此观之,经典解释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伦理活动.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

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 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 案例一:子误伤父.     

公共政策文本的符号展示意义分析

公共政策文本的符号展示意义分析,主要讨论作为公共政策信息存在与流动载体的公共政策文本的外在符号形式及其在公共政策行为主体之间的传播表现.通过公共政策文本发出者、公共政策文本传播载体,以及公共政策文本制度化传播路径的讨论,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公共政策文本符号展示意义分析的理论模型,可以对现实中的公共政策文本传播现象做出较为系统的理论考察.     

保罗·德曼修辞批评理论简论

本文借助保罗·德曼理论的文本分析,进而对他的修辞批评理论做出评述.保罗·德曼通过对"语法的修辞化"与"修辞的语法化"两个过程的分析,指出正是修辞与语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才显示出文本自身的力量,因而修辞不是对主体的压制,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呈现.保罗·德曼的修辞批评理论具有某种片面的深刻性.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

<一剪梅>作为"新妇相思"之经典,引发了绵延千年的接受史,后人或赏其风格用语,或论其在词史中的地位价值,或沿用其句式语意以借易安之语倾一己之悲愁,到90年代又成为一首流行歌曲<月满西楼>的歌词来源被赋新曲,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一剪梅>的接受史大致可分为:旨意的阐释史、风格的鉴赏史、"经典"的影响史.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横向挖掘这一经典文本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纵向展示这首"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