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争夺与妥协:清末商约谈判与翻译(1902-1907)

依照《辛丑条约》约定,清政府于1902-1907年与6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并与英、美、日、葡四国签署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包括《中英商约》、《中美商约》、《中日商约》等。以各商约的中英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谈判期间的外交函电及会议记录等历史档案,再现了缔约过程中双方在语言文字上的较量,通过分析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揭示出文字背后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时的国际形势浅析

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日益强大，逐渐威胁到了英、法、俄等国在世界殖民地市场上的利益。为了对付这个欧洲共同的敌人，它们化解前嫌，订立所谓的“三国协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挽回了西藏的主权。这既是清政府努力的结果，也是英、俄为了联袂对付德国在双方殖民地利益上妥协、让步的结果。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书评——兼论《中美商约》签订后的舆论反应

李育民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详实的史料,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内涵、外延、性质;条约关系与国际关系、外交关系的联系;条约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作用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并提出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研究趋向,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中美商约》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条约,签订之后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中英<烟台条约>的动态审视

中英《烟台条约》是在非战争背景下,英国以马嘉理命案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使英国及列强在华的经济、政治、司法、外交等方面的特权进一步扩大。条约中关于洋商洋货在华享受“子口半税”等关键条款,直到1931年才被裁撤。这一条约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葡条约与澳门主权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曾一度拒绝互换条约，使葡萄牙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企图未能得逞。１８８７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北京条约》攫取了对澳门的“永驻管理”权。民国年间中葡新约的签订，又使葡萄牙殖民者失去管治澳门的法律依据。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始终都坚持对澳门拥有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     

条约入宪基本问题研究

条约入宪,是指我国在宪法中就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的方式,“条约入宪”等同于纳入式,而现有的“自动临时纳入”应提升为“自动永久纳入”。此外,需要正视“自动永久纳入”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运用区分自执行与非执行条约、国内法在国内效力最高等一系列方法,使立法机关仍然切实掌握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自主决定权。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国与核不扩散体制

为了有效地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条约逐渐形成了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其中该条约下的保障监督机制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履行核查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条约的执行。目前,处于“和平发展”的中国,已经开始逐步融入核不扩散体制,同时,要采取措施应对我国面临的问题。     

从条约体系的建构看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先后签订了五百多个不平等条约。随着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在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行。《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整个条约体系建构中重要的支撑点,亦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主要标志。     

论清政府与中美《望厦条约》的议定

《望厦条约》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早期中美关系的结束和近代中美关系的开始。美国为了扩大在华贸易规模,派出使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也指派了钦差大臣与美使商议贸易条约。两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反复交涉,从最初的照会战到最后的互相妥协,最终成功签订了条约,使两国交往走上了有章可循的轨道,也使两国的外交关系从一开始便打上了不平等的阴影。     

论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发展趋势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等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则会很快成为现实.     

条约制度与沿海边缘社会————鸦片战争后的和约谈判及条约文本再解读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等系列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已是定论,但这一系列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尚未被充分了解。这些条约的背景是明清时期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的紧张关系和由此造成的沿海边缘社会发育不良、身份含糊,以及开放广州对外贸易的同时严格限制中外接触。所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解决中外之间社会经济在通商口岸“自由”交流问题,由此形成中外之间的纽带———沿海边缘社会。中外条约谈判过程中围绕“誊黄公布释放汉奸”和天主教传教自由展开激烈的争执,与我们今天的关注点有很大差异。了解这一史实有助于全面认识鸦片战争前后中外之间和中国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战后历史变动的趋向。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近20年来丁日昌研究概述

日昌是近代中国一位有争议的地方督抚大员、洋务实干家。根据丁日昌的思想言行和晚清客现历史环境与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当从总体上对其予以肯定。通过对丁日昌外交思想和活动的分析考察,明确认定其按照条约办事的外交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其抵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成分占据主导地位。他在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基本态度,体现出运用国际公法解决中外争端的理性外交精神。     

孙中山与不平等条约

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的边缘,这一残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道路,其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其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但是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清末滇南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探析

猛乌、乌得原为清朝普洱府辖地,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在清末法国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因清政府国力衰弱,在与英法等列强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导致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越南,最终成为今天老挝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在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应对和处置,是清末边疆危机和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传统藩属体系在西方条约体系碰撞中的被迫转型,以及清朝边政、边吏、边民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疆域观、夷夏观等治边理念和治边政策的近代化演进历程。     

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权力的传统认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复合性的影响。网络外交已发展成为美国施展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美国政府极力谋求通过网络外交去影响和引导外国公众,欲在提升其外交软实力的同时实现其外交硬目标,旨在展现其"巧实力"进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反思并彻底摈弃其霸权主义思维与单边主义行径,网络外交也势将难以发挥其能动的公共外交效用。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北洋政府修约废约外交述论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局面,然而,在外交方面,相对于清政府而言北洋政府却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是一味地"卖国求荣",相反,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北洋政府还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寻求外交突破,改善外部环境。特别是对外和约方面,北洋政府更是积极努力修改和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外交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