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市边缘群体--农民工社会保障主体地位的确立及权利制度构建

都市边缘群体——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社会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表象看,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仅仅涉及农民工用工权、合同权的实现,然而细究这一现象的背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社会保障之一法律制度的匮乏与滞后,无疑是导致系列社会问题与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与实质。为此,笔者从都市边缘群体——农民工无法享有社会保障的立法现状入手,深入剖析其成因后指出,正是由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主体地位的缺失,才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对他们群体社会保障权利的漠视与忽略,从而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如同他们所处的都市边缘化地位一样被边缘化,因而有必要对农民工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地位予以重新审视,确立农民工应有的社会保障主体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分层设立符合我国特色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使其平等分享社会经济与发展成果,这才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之路。     

论中国农民的劳动价值及其贫困根源

中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性障碍是他们付出的许多劳动没有价值补偿,长期造成农民无偿地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工人的劳动价值即使有补偿,其标准也是极其低廉的。这使我们意识到,我国9亿农民的劳动价值既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制约。新时期的农民最大悲哀就在于,他们长年劳动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困的厄运。因此必须重新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理论指导地位,赋予农民享有平等就业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并享有获得合法劳动报酬和国民待遇的一切权利。这是《宪法》和《劳动法》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权利,也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目标-工具”框架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研究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政府政策是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动力。通过梳理2001-2019年间国家层面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文本,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两个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探究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的演进特征并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受到顶层重视,但政策力度与连续性不足;政策工具多元使用趋势明显,但结构仍不尽合理;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目标分布失衡;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契合度较低,政策工具依赖性明显。在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建议。     

社会分层视域下的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研究

农民工和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也是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两大基本劳动关系主体。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当前存在劳动争议高发频发、劳动合同缺乏规范、劳资双方沟通协调机制缺乏、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等突出问题。其主要成因在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导致其身份地位不平等、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欠缺导致劳资冲突、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导致农民工保障面扩展缓慢。构建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政府、企业及社会协同治理。治理中,可将对私营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作为关键环节,将组建工会和构建三方调节机制作为主要途径,将完善与农民工相关的保障制度作为重要内容。     

浅谈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一、政府对农民工养老保险高度重视2001年12月,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政策。2006年,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一部全面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文件,阐明农民工重要意义的同时,提出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力求探索适合农民工"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特点,能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养老保险办法。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通过相关的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在私营和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其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并且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也将显著上升。而就业的行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建立

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一个比较特殊而又庞大的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具有文化程度较高、就业观念转变、生活方式差异化的特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如人员流动大、工资待遇低、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差、休息休假不能保障等。改善其劳动现状的重要路径是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具体应该从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提高工资待遇、优化工作环境、改善生活环境等方面努力,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建立。     

宿舍劳动体制、计件制、权益侵害与农民工的剥削感——基于珠三角问卷数据的分析

珠三角外来农民工对剥削的感知是一种绝对剥削感,而不是市场利益或企业利润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划分所引发的相对剥削感。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数千份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没有显著影响,计件制也同样没有显著性影响,相关理论视角在分析中国农民工时存在较大局限。劳动权益与人身权益遭受侵害的农民工更可能产生剥削感。因此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建立之关键,在于保障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权益和人身权益。国家应该加大落实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力度,让农民工更加有尊严地劳动。     

改革开放30年山东省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权益保护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另一种称谓,在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农民工劳动权益受侵害情况严重,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在阐述农民工劳动权益、社会权益和政治权利等方面受侵害的表现及其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提出了对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主要措施。     

体面劳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体面劳动是一种有尊严的、和谐的劳动,是一种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劳动观.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提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相关对策,旨在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及其应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转移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由于农民工面临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面临大量的健康风险,并对农民工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具有多源多因性、职业病是其最严重的风险因素等特点。要消除社会政策排斥,消灭农民工健康风险的社会成因,并从制度、组织、机制等层面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化解农民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为城镇化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重要的人力支持。     

南巡讲话、经济体制改革与“民工潮”

以"民工潮"为视角,通过描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探讨"南巡讲话"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当前所经历的"民工潮"既是二元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制度历史安排的遗产,同时还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随着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历史挑战,中国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     

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一部分迁徙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部分从本地农村迁往本地城镇,形成了一群特殊的群体——农民工。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民工群体的日渐庞大,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从住房保障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和进展,对政府、企业所在试点范围形成的农民工创新住房保障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如何解决当前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提供参考。     

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逆向流动趋势日益明显。通过对江西回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回流农民工对返乡就业持满意态度;其中,务工收入、政府就业政策宣传满意度、家乡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影响最大,性别、年龄、是否城镇户口、家庭中16岁以下人口数、单位性质、上班交通时间、到政府推荐的企业就业意愿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文化程度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农民工、企业及政府3个角度提出了提高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NGO与农民工就业：互动效应及其改进路径

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其劳动技能与维权意识、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农民工NGO自身也会在社会认可度、运行成本的降低及与政府、企业的互动等方面产生推动效应。但是,NGO的发展与农民工就业互动要获得双赢局面仍然存在政策支持少、NGO独立性缺乏及监督主体缺位、服务内容特色不够等诸多限制因素。因此,就业信息的共享、权益保障的互助、政策宣研的传导、就业培训的互惠等成为二者良性互动的改进路径。     

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对五大制度的审视

由于城市取向的制度惯性作用,致使农村劳动力难以成功转移,从而影响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伟大工程。通过对五大制度的审视,剖析了存在于其中的阻碍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的诸多问题：就业制度中的地方劳资政策歧视、就业机会歧视问题;住房制度中的农民工无权享受城镇住房补贴、无权购买经济适用房问题;土地制度中的导致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性差、所有权主体异化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导致农民工观望、雇主推却、地方政府消极问题,户籍制度中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问题等。然后,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的制度改革构想。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现状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以流动就业的方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阶段农民工群体规模及其流动就业状况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