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看"给"对"与"的取代

在对《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出现的 2 0 95例“给”字句 ,和可与“给”字互换的 5 6 8例“与”字句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论述了“给”对“与”的取代原因。认为“与”在动词介词中表现疲弱 ,而“给”的表现则很强劲 ;“与”在弱化了的动词中表现亦不如“给”。这使得“与”在各方面都丧失了与“给”的竞争力 ,最终被“给”取代。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从称谓语及特定词看先秦婚制婚俗--以《诗经》为中心的探寻

《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与先秦婚制婚俗相关的称谓语与特定词,其结构和意义展示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字与制度及民俗的密切关系。其中,“父”“叔”“伯”“家”“室”“嫡”“小”“娣”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群婚制、伙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婚制;“妻”“娶”“婚”“薪”“父母”“兄弟”“媒”“归妻”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抢婚习俗、包办婚俗与赘婿婚俗。     

论《孙子兵法》的主要范畴

《孙子兵法》问世以来,表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倍受后人推崇。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范畴来揭示和把握战争这个客观现象及其矛盾发展,揭示了战争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这些范畴有:战略的“速”与“久”;战术的“奇”与“正”、“虚”与“实”;战斗手段的“攻”与“守”;战斗力的“强”与“弱”;军队秩序的“治”与“乱”;行军的“迂”与“直”;兵力部署的“专”与“分”;兵力数量的“众”与“寡”;将士处境的“安”与“危”。将士气质的“刚”与“柔”;战争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辩证法论略

贯彻“双百方针” ,坚持“六条标准” ,是毛泽东 5 0年代提出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与原则。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毛泽东从方向与途径、“一花”与“百花”、“两家”与“百家”、“放”与“收”、“削弱”与“加强”等不同角度深刻阐发了坚持“六条标准”与贯彻“双百方针”的若干辩证法原则 ,为我党在新世纪确立“唱响主旋律 ,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惊悸的梦魇--以"家"为视角透视"京派"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文化反思态度

鲁迅是站在“时代”、“社会”的背景上来揭露“家”的本质,并且籍此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是“五四”的精魂与血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京派”小说家明显背离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与灵魂,抛弃和拒绝“时代”、“社会”,把“家”的外延缩小和简化, “单亲家庭”的模式改写了“家”的本质,从而偷偷地置换“五四”仁人志士的追求与理想。传统文化成了“京派”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和最高主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明显不适宜,其反动性不可低估。     

稿约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石油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被评为“全国首届百强社科学报”、“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山东省优秀期刊”和“全国理工农医院校优秀社会科学学报”。本刊为突出石油和能源特色,开辟了“石油与能源”特色栏目;还开辟了“经济与管理”、“政治与法律”、“历史与哲学”、“文化与传播”、“语言与文学”、“高等教育”、“黄河三角洲”、“编辑学”等栏目,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投稿。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从《合同法》第二条看契约与合同的异同

契约行为与合同行为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两类最基本的行为 ,是人类社会的起点和基石。法学界对“契约”与“合同”的争议旷日持久。文章分析了这场争议的起因 ,并以新《合同法》的颁布为契机 ,从分析人的行为需求入手 ,阐述了“契约”与“合同”问题 ,为准确适用“契约”与“合同”的有关原理提供了依据。同时 ,也论证了新合同法区分“契约”与“合同”所带来的现实意义     

论老子“道”的内在涵义

本文从概括“道”的本质特征入手,揭示出老子“道”的内在涵义就是规律。文章认为“反”是老子“道”的运动规律,“弱”是人们执“道”的诀窍,“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运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文章还试着分析了老子“道”学中“无”与“有”、“一”与“万物”、“恒名”与“可名”以及“静”与“动”几组相对应的范畴,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道”的内在涵义。     

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

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丰富而深刻。他认为作新民为第一急务,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兴学校为第一政事,办女学为学校本原之本原,兴女学具有“开民智”、“争平等”、“生民利”、“宜家善种”、“造就新民”等多重价值。惟有通过新式女子教育,才能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等素质的女“新民”。在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中,将“女德”与“女红”、“启蒙”与“救亡”、“立人”与“立国”、“小我”与“大我”、“实然”与“应然”、“经济独立”与“人格平等”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

“异”与“同”是翻译实践与研究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异与同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异”之概念的界定,可展示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揭示出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在翻译活动中,面对“异”与“同”之间的矛盾,文化立场的表达、翻译文本的文化重构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取舍构成了翻译主体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二十世纪香港小说面面观

本文是对２０世纪香港小说的鸟瞰图。文章从“都市”与“乡土”、“通俗”与“严肃”、“南来”与“本土”、“现代”与“现实”等四个方面,以翔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论述了香港小说的发生、发展及独特风貌,并扼要勾勒了香港小说与祖国内地小说的紧密联系。同时,对香港小说史上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尖锐批评,也对２１世纪的香港小说表示了热切期望     

“大德”的历史意蕴与当代建构

“大德”是一个兼具历史性与现代性的范畴。“大德”的当代建构,是在尊重其历史意蕴基础上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大德”内涵的当代建构,抽象地继承了儒家“大德”的阐释思维,将“大德”视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居首要地位的、具有决定性作用与纲领性意义的道德。同时,亦重构了“大德”的内容结构与具体要求。“大德”养成逻辑的当代建构,实现了从“大德”与“小德”之辨到“大德”与“公德”“私德”之辨的转换。此种转换,既在总体思路上体现了对传统“大德”之养成逻辑的借鉴,又在价值依据与具体路径两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逻辑的超越。当代“大德”的主体建构体现了以“公民”身份为中心的、从重点人群向全民辐射的思路。此种思路彻底修正了传统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使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彰显了道德主体的平等性。准确把握“大德”的内在意蕴,对于理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价值逻辑具有关键意义。     

从王羲之书法的成因谈《兰亭序》的艺术特征

王羲之被中国书法界誉为──“书圣”。他的行书作品《兰亭序》照耀了整个书史,本文从“刚”与“柔”、“均”与“势”、“形”与“神”等方面对《兰亭序》作品进行了分析、探讨,为学习王羲之书法艺术提供一些必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