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权威转换与重塑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领域出现了公共权威弱化及其流失的现象,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公共权威,需要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公共权威———法理型权威,确立法理型权威,必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威;必须加强法制教育,使法律意识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内化为公民的共同信念、民族精神、社会共识和集体文化     

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兼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

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教师权威的概念分析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权威的危机时期,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权威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本文从关系的角度对权威进行理解,并从横向和纵向双重把握教师权威的实质和形式,认为教师权威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道德权威的性质,以学生的认同为前提;在形式上表现为学生的自愿服从,需要外部的制度保障.     

论法律权威

本文首先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历史的考察 ,发现了始终或至少是至今为止始终伴随人类的社会现象———权威。权威有三种基本类型 ,即神灵权威、帝王权威、法律权威。现代文明需要的是法律权威。然而目前法律权威在中国却是一个普遍的缺失。中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必须要克服这许多障碍 ,加快法律权威的养成。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强化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价值判断,也是政党权威确立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政党现代化和政党权威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多重挑战的同时必须要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重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探析

权威主义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但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它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权威主义的道路,并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新权威主义"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政治体制特征,也是叶利钦时代政治形态的延续及发展.     

中国乡村调解的权威嬗变及其思考——以马克斯·韦伯权威类型理论为分析工具

制度化建设以权威形态的建构为前提。梳理中国乡村调解权威的嬗变轨迹,是把握中国基层调解发展脉络,思考其制度完善问题的重要楔入口。就此而言,韦伯关于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的经典区分,成为探讨调解权威嬗变问题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分析工具。通过理论借鉴与现实反思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乡村调解权威贫瘠而匮乏:传统型权威整体式微,克里斯玛型权威难以为继,新兴的法理型权威的生长举步维艰。要走出调解权威的现实困境,提升基层调解的威信力,就要引导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法治化转型。而就当前中国基层司法现状而言,引导二者转型的重点,不在于调解制度内部的修订与完善,而在于外部法治建设的支持与保障。     

20世纪中国政治权威的艰难转型

20世纪中国的政治权威经历了艰难转型。辛亥革命造成传统型权威的瓦解与权威真空的形成。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崛起重建了现代化所必需的秩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个人魅力型权威的负面效应日渐突出。“文革”之后终于开始了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     

论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

尽管权威的形式各异,人类社会权威类型不外乎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两种权威类型均为一定社会所必需,均具有外在强制性,但其性质、品质以及生成方式不同。中国社会实现个人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必须考虑中国传统和现实的障碍性因素。     

解读弗洛姆的权威理念

弗洛姆认为权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符号"和"关系",其中一种人把另一种人看作是高于自己.他把权威分为公开权威和匿名权威,其中公开权威又可分为合理性的权威和非理性权威.匿名权威是"顺从"和"求同",它比公开权威更有力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无时不在被周围匿名权威所统治.他强调要按照"自由"与"民主"的原则合理地行使权威.     

和谐社会视野下权威新内涵探析

权威的存在是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与发展延续的必然。和谐社会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任务目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权威应具有时代赋予的新内涵。通过对不同学科中权威内涵的分析,对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权威新内涵进行探究,指出以和谐性服从为基础,形式权威与实质权威兼具的个人权威才契合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需要。     

民间法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民间法研究热潮。但民间法研究的使命何在一直暗昧不明,这不能不制约民间法研究的深入和民间法的复兴。当代民间法研究应当肩负探寻民间法的话语系统,推动民间法的合法化,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四大使命,其中,尤应对民间权威给予充分关注,通过对其积极引导和有效规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使命的践履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权威的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当前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树立自身的权威。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过去建构在权力基础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强制性权威受到了挑战与质疑，出现了功能弱化趋势，如理论权威的弱化、课程权威的弱化、学科权威的弱化与组织权威的弱化等。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注重自觉性权威的建设，如道德表率权威、知识蕴涵权威、价值判断权威与表达方式权威等等，同时坚持强制性权威与自觉性权威的辩证统一，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的重要阵地作用。     

农村权威:政治与行政关系视角的讨论——以X村为例

借助对陕西省汉中市一个乡村治理形态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政治与行政不分的农村权威的具体形态。农村权威在基层治理中既承担着自上而下的指令执行的行政性角色,又承担着自下而上的利益关联的政治性角色。一方面,农村权威是各种"项目制"指令的末端实施者;另一方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农村权威是集中体现了某种利益关联性,它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诱导与自下而上的要求和参与的交互作用的媒介和渠道。农村权威的行政性角色和政治性角色之间虽然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两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显。     

关系人情取向与村落内生性公共权力——河北Y村选举分析

由于中国社会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在探讨村民的选举行为时，不能忽略关系、人情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并不是投票的主导因素，感情网络与传统社会中对于关系、待人处事的社会期望深深地影响村民的行动逻辑。人情和关系成为村民投票和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内生的公共权力被困在关系人情的强大力量中而失去自主性和培养民主文化的能力，有待理性民主的引导。     

论转型时期政府权威建构的基本特色

中国社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为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应建立起以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为基点,建设法治政府和政府绩效管理为核心,政府公务员素质不断提高为保障的政府权威体系。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使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缺失与对策

司法权威是法治社会外在标志之一,法官权威是司法权威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法官权威存在着缺失,这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实现。本文从法官权威应然基本理论出发,客观分析法官内在权威与外在权威缺失的现象,探寻我国的法官制度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并提出改革之对策。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