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肇的般若思维方法

由于参与罗什的译经活动,僧肇在思维方法上完成了从玄向佛的转变,即从玄学的本体思维转向了具有非本体论特征的中观般若思维,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等.不仅如此,僧肇还用中国式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观念,对印度佛教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做了一次"还原"的工作,从而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论僧肇的般若思维方法

由于参与罗什的译经活动,僧肇在思维方法上完成了从玄向佛的转变,即从玄学的本体思维转向了具有非本体论特征的中观般若思维,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等。不仅如此,僧肇还用中国式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观念,对印度佛教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做了一次"还原"的工作,从而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解读僧肇《般若无知论》之般若

<般若无知论>作为僧肇的代表作之一,在于它是僧肇思想体系中认识论方面的全面阐述,文中对般若无知义作了四个角度的论证,从而将大乘般若学的思想与玄学思潮结合,此举对佛学中国化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易卜、易学与佛教融合中的命运关怀

在天人哲学的思想传统下,命运关怀是南北朝易卜、易学与佛教相互吸收融合的轴心。南北朝时期,作为巫术的易卜活动促进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汉易与玄学易学并存的学术背景下,汉易的气化宇宙生成论及玄学易学的本体论共同塑造了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方向,传统易学的认识方法也影响了中国佛教的解脱理论以及对般若学的真正掌握。佛教的玄学化或中国化本质上仍是南北朝易学探索的命运主题。     

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魏晋玄学向佛学转变的内在哲学根据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促使我们思考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玄佛转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清理佛教般若学理论在中土的创造性发挥的思想历程．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整体认识．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魏晋玄学的重新评价。玄学与般若学的“相似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击探讨．但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般若学追求的出世主义理想的“相似性”则是我们理解玄佛转变合流的一大关键。     

王弼之"无"与僧肇之"空"的本体浅析

魏晋时期涌现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一为玄学的开创与兴起,一为佛学的传入与流行.王弼建立了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僧肇则开创了中国化的般若学,建立了以"空"为本的般若学体系.本文主要从"无"和"空"作为本体意义的内涵上进行了分析比较,兼论其诠释方法以及两者对人生的关照.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论僧肇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僧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名杰出佛教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般若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学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哲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僧肇以非有非无为万物的本体,主张寂用一体,使秦汉时期的经验式的宇宙生成论走向了抽象的宇宙本质论.从知识论角度看,僧肇哲学以沤与般若两概念,讨论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纠正了庄学绝圣弃智的极端.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看,僧肇主张万物非有,故物我俱一,万物非无,故抱一湛然,最终体之以为神.     

《肇论》的境界形而上学意义

就本质而言佛教哲学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就境界形而上学的“学”来说,它不仅具有“学问”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觉悟”的意义。僧肇哲学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它首先在“学问”意义上建立无执的存在论,说明世界本身是“空”的;其次从“物不迁”方面进一步论证世界“空”的性质;最后则从“般若”智慧出发,通过“觉悟”说明如何走向“空”的境界。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人的需求

玄学培育起来的精神需求,为引入佛教超越本体论,提供了一个最主要的思想诱因。佛教传入中国改变了大众文化缺位的状况,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佛教适应了统治集团强化理论约束力的政治需求。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政治哲学到人生哲学,佛教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论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以古代士人对庄子养生论的诠释为例

在<庄子>内七篇中,<养生主>是较为重要的一篇,前人对其意旨的理解多有不同:有用玄学思想将之诠释为"养性"的,有援佛教义理将之诠释为"守空"的,还有借理学观念将其诠释为"顺理"的.这些似<庄>而非<庄>的解读,在使庄子养生论之真实涵义变得淆乱不清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维柯诗性形而上学

维柯《新科学》的核心是诗性智慧,而诗性智慧的基础则是诗性形而上学。诗性形而上学的提出挑战了欧洲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理性权威,从此为19～20世纪现代及后现代等人文领域的理论建立开了先河。本文从维柯的真理观、天神意旨、感性三方面探讨维柯的诗性形而上学何所是及为何所是。     

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从“元意识”到“边界意识”——读贺来教授的《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

传统形而上学的"元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怖"。要破除这种"幽灵"的恐怖,就需要一种作为"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的"边界意识"。从"元意识"到"边界意识"的转变,应是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一种传播生存智慧的哲学,调节着众生心灵世界的平衡.作为盛唐山水诗的开创者,王维深度融合了南北禅宗的禅法精髓,并将其融入山水之中,创造出一种空明静秀的境界,他的山水诗常体现出心境与物境、物境和禅境的交相渗透,尤其在水云意象的运用上,直指禅学之"性"与"缘",佛性之空寂静净与佛境之自在自如在此得以打通,呈现出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之深层融合,具有深刻的审美特质和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

儒释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最高境界的体现,是人类智慧的源头活水。从《论语》、《道德经》、《佛经》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发展当代文化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     

知识的最高境界——方东美对《肇论》的哲学诠释

方东美是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晚年很重视佛学研究,对僧肇评价颇高.方东美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通过中西思想的融汇,对《肇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与重构.方东美把庄子和般若经作为《肇论》生成的两个思想基础,认为物不迁就是永恒哲学,空的本质就是真空妙有;把《般若无知论》作为《肇论》的核心,认为其构造了一个解释智慧本性的原理体系;认为般若不是一般知识,而是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无——自由的哲学之维——老子“无”的思想研究

"无"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范畴,本文力图以"无"为立足点来重新阐释老子的哲学.老子哲学以"道"为本体论,"道"具有无形无象的特点,是对一切实有的超越,其本质就是"无"."无"不是无形无象的原始之气,不是无限,也不是乌有,而是指对"有"的无限超越,这是一种否定的形而上学.正因为老子以"无"为本,所以老子哲学决不是权谋之术,而是主张因顺自然,追求体无的生存智慧.有"无"为哲学基础,老子的哲学充满了无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