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宪法基本权利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促进和谐社会,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前提和基础.宪法上规定了公民参政议政权、身心自由权、社会经济权、文化教育权以及特定主体的权利,对这些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状况越好,我们离和谐社会就越近.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研究

美国联邦宪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得以较好实现的制度保障是刑事法领域的违宪审查机制,它有特定的审查范围、依据和标准。其在刑事司法中的效力形式表现为宪法规范对刑罚权边界的限定及对刑事司法程序的直接控制。司法实践中,当宪法在程序法领域和实体法中的效力存在差别时,宪法文本中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宪法保留"方式的规定,可以有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得到良好落实。借鉴美国经验的合理精神,对加强我国刑事司法中宪法权利的保护有较多启示。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国家救助的学理基础及制度规范

在现行刑事法律未将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纳入调整范畴的前提下,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对其经济和精神损失进行救助,从而真正维护被害人的宪法权利。将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纳入国家救助体系的理论基础有国家本质论、人权保障论和刑罚功能论;救助过程必须坚持及时性、补充性、法定性和合理性原则,要以必要性为判断标准确定刑事被害人是否需要国家救助;救助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于因暴力犯罪引起的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侵害;救助的程序分为启动程序、审查程序和执行程序;国家救助应当选择以精神救助为主,以金钱救助为辅,综合被害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救助的方式。     

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的合宪性思考

乙肝歧视案蕴藏着丰富的宪法问题,学界对此观点不一。该案所涉及的宪法权利系劳动权和参政权,这种自由权利又与平等权发生竞合构成劳动平等权和参政平等权,因而同时受到宪法平等原则的保护。综合衡量基本权的法益重要性、所受限制程度以及政府利益大小,本案宜参照美国的严格审查标准进行宪法判断。本案无法通过严格审查标准的检验,该种限制措施是违宪的。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     

论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

违宪审查制度在人权保障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违宪审查有着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结合各国传统,违宪审查模式衍生出司法机关审查、宪法法院审查、宪法委员会审查等三种模式。由于对人性的漠视和对权力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忽略宪法控权功能的立宪观念,使我国违宪审查机制迟迟没有启动。只有选择了适合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并使之真正运转起来,中国的人权保障才会有一个稳固可靠的制度基础。     

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

通过对大学自治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处理私人纷争并非基本权利本质属性等阻却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障碍进行剖析;指出在人权保障及法治的理念下,应坚持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基础性与重要性关系原则,从法律权利与宪法权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通过违宪审查、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进路,赋予公民高等教育权可诉性,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构建——推进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主导的职能整合

作为宪法实施重要保障的宪法监督是一种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但过于宽泛的理解宪法监督缺乏现实意义,狭义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概念不谋而合。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不应完全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避免国家权力的重新洗牌。在备案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基础上,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同时通过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建构赋予最高法院强制力较高的"审查要求权",由司法机关对个案中法律条款的合宪性争议提交人大常委会决定,形成对审查权的外部制约。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我国劳动权的宪法保护及其完善

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大事。劳动权入宪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体现了劳动权具有的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宪法劳动权的完善,必须以劳动权的这两层属性为基点,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善其内容,激活劳动者的宪法权利,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公民宪法财产权略论

我国学者一般未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相区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借鉴西方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它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意义。     

行政调查内在基准之系统考察

行政调查作为行政法律行为,在"规则-自由裁量"的现实下极易出现的问题是:规则终止之处,行政调查的自由裁量权即不被羁束,暴政发轫,私人权利得不到庇护.由此,要想系统考察行政调查就必须以参与实体基准与程序性基准为基础,兼顾其他基准,并阐述其公开原则.唯此,才能使申请人在行政调查案件之后的诉讼过程中结合行政调查内在基准,较为容易地作出进攻或防御的判断.     

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

尽管中国法学学者对宪法权利或基本权利已展开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讨论,但从既有研究模式来看,还鲜有对中国宪法权利基本属性的揭示与阐发。从中国宪法（典）文本、中国主权结构与中国宪法权利实践三个维度可以发现,中国宪法权利具有二重属性：在权利主体上,阶层与公民并存;在权利性质上,政治性与治理性并存;在权利实践方式上,政治化方式与治理性方式并存。在二重属性关系中,阶层地位优于公民地位,政治性优于治理性,政治化实施方式优于治理性实施方式。     

民生问题的宪法权利之维

民生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问题,以"宪法权利-国家义务"的分析框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规范性考察仍可得出此结论.就宪法权利类型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社会权,但也包含了财产权、住宅不受侵犯等经济自由、人身自由的内容;相对应的,就宪法权利功能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受益权功能,但也与防御权功能相关.由此,国家在民生问题中应履行三重义务,除了常见的帮助义务之外,还包括保护义务与尊重义务.只有体系性地思考民生问题,方可达致妥贴的解决方案.     

近代权利宪法化探析——从宪法的产生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兴起 ,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 ,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运动。先验式权利与经验式权利是权利宪法化的两种权利来源。而成文与不成文成为权利宪法化的两种基本实现方式     

论我国"权利制约权力"的现实困境

通过对“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含义与内核的解读,指出我国近期真正实现该模式存在的三大主要困境,即权利的实现缺乏一定的物质保障,使得权利话语逐渐“沦为”一种修辞技术;市民社会的发育欠成熟以及宪法诉讼制度的缺位。并基于这种认识,试图探寻化解这种困境的可行性路径。     

宪法物质帮助权的理论建构

物质帮助权被大多数国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它是指公民享有的获得国家生存保障的权利。物质帮助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本源.物质帮助权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从宪法层面指导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有助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