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可诉性与宪法发展

法律的可诉性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法律是否合宪的机制,即违宪审查机制;二是法律所具有的作为纠纷解决依据的可能性。在我国宪法的可诉性适宜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完善宪法、法律的可诉性包括加强宪法文本自身的可诉性,将宪法基本权利转化成法律和扩大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司法管辖权三个路径。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各种诉讼途径对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或者制裁,从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恢复行使或者得到等价补偿或赔偿。由于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采取"依据法律的保障"方式,即通过普通法的诉讼来完成,就使得相当多的已被我国宪法规定而没有被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下位阶法所具体化和细化的基本权利,在现有的司法体系下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通过对宪法司法化内涵进行界定,分析了公民基本权利司法救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设计与选择,并对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宪法司法化：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路径

由于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法官缺少运用宪法的知识和理念,人们对宪法属性认识不够以及司法实务界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等原因,导致我国宪法存在严重的"虚置"问题,公民基本权利也难以保障,这样宪法司法化就势在必行。可喜的是,现有的国际成功经验可借鉴,国内的初步实践也可总结。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司法化等措施实现宪法司法化,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可诉性的法理审视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内容理应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保障.我国现行宪法不仅无法回应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权利诉求,而且对已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难以寻找救济途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宪法不具有可诉性,难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构建良好宪政秩序,应当增强宪法的可诉性.     

由受教育权被侵犯而引起的法律思考

通过对一起受教育权被侵犯一案的分析 ,指出我国目前宪法上的许多基本权利缺乏保护 ,并提出宪法应该能作为诉讼依据来引用 ,从而解决一些宪法权力很大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的状况 ,即提倡宪法司法化     

论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阐述国外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宪法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烈,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等没有得到彰显,存在着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路:我国宪法应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试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实质上是把宪法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依据的依据。宪法具有法的规范性、可诉性等根本属性,作为根本大法它有实现司法化的必要性。而实现宪法司法化,其核心在于建立违宪审查制,唯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     

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入宪之思考

对生育权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私法层面,还必须上升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层面,上升到宪政和基本权利的高度。无论是生育政策,还是具体的社会抚养费制度、利益导向机制,都必须建立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生育权的普遍性、道德性以及重要性等方面都体现了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内涵和价值,这些可从国际条约层面、域外司法层面和我国法律层面一一得到阐释。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明确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下难以达到,只有通过宪法修改方式使得生育权入宪,方能实现对生育权的更高层次、更全面的保护。     

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体系的位阶性研究

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体系由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诉权保障和程序性辩护权保障这高、中、低三个位阶的内容组成。这三个位阶的保障措施和制度相互联系。其中,诉讼权利的宪法规定是法理依据,刑事诉权是权利依据,最终围绕程序性辩护展开。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一方面要求基本权利入宪,另一方面要求基本权利具有可诉性。通过行使程序性诉权,被追诉人一方面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提起司法审查之诉,使程序性违法行为被宣告无效。而程序性辩护则通过显著加强辩护权在审前阶段的力量强化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     

论我国环境权利可诉的实现

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现状表现为:环境权利纠纷解决诉讼渠道不畅、私权救济方式对环境权利损害救济不足。究其原因,既有因政治问题不可诉形成的政治难点,也有因环境权利立法缺失、宪法司法化不能、具体环境权利实现障碍所形成的法律难点。随着可诉性理论的成熟,将国家行为混同于政治问题的困境将逐渐化解,政治问题的司法化范围将随之扩大。破解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法律难点需要立法理念的提升。在制度设计上,宪法诉讼是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根本路径,应通过行政法路径积极推动环境权利的宪法诉讼,同时通过私法有限度的实现环境权利的可诉,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     

我国行政补偿的宪法保障制度缺失及其完善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公共利益,公权力可依法对其进行剥夺和限制,但应有适当的行政补偿.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建立行政补偿的宪法保障制度,在回顾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比较分析各国行政补偿宪法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行政补偿宪法保障制度的初步构想.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探析

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同样具有对诉讼的直接效力,宪法诉讼在范围上不仅适用于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还应当包括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侵权行为,也即传统的私法领域.     

试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

宪法司法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意义重大.但是宪法在我国司法审判中仍未得到适用.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为在十二五期间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法法院的建立,并完善相关宪法诉讼制度,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     

宪法进入诉讼——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齐玉苓案和孙志刚案的再思考

宪法诉讼是我国宪法监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宪法要想真正得以实施 ,起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 ,那么就必须要让宪法进入诉讼 ,而宪法进入诉讼必然包括两个问题 ,一是宪法规范的直接法律效力 ,即宪法能成为人民法院裁决案件的直接依据 ,二是司法机关应当有权对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论宪法修正案的宪政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宪政的基础与依据。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完善和补充,它体现了宪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与宪法具有同等的效力。我国宪法的四次修正案体现了宪法规定由国家公权力向公民私权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国家的整体意识向公民个体意识,由一党执政向全民参政,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并始终贯穿民主和谐思想。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政意义,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宪政的发展。     

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为了弥补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缝隙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违宪,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由此,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这也产生了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不能违反宪法价值而导致违宪的结果,同时,宪法变迁在宪法文本的解释空间内进行,反之,应通过修宪来解决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