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公共决策目标的伦理原则与伦理模式

当代西方对公共决策及其目标设定进行了制度伦理、伦理评价、伦理选择模式等探索。以此为启发,设定公共决策目标应坚持伦理关怀、兼顾效益与公正的伦理原则,其伦理模式应包括以下六大环节:设定决策目标的综合公共利益;对决策主体的伦理要求和制度约束;进行公共决策环境的伦理评估;发动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对公共决策过程进行控制与矫正;注重公共决策目标的道德满足度。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问题探究

地震、旱灾、洪灾、雪灾、瘟疫、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一系列公共危机时刻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给政府危机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危机管理是一项非常规化的情景性管理,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的随机决策和执行能力,同时对行政伦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阐述政府危机管理,在略述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困境后,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具体伦理要求,借此有助于公共危机管理的人性化解决.     

试论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产生逻辑——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公共管理伦理学》

伦理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伦理学的发展与分化见证了一门门应用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的诞生。这为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趋势上的必然要求。在公共管理这一新的、服务定位的社会治理模式下，以服务精神为核心的伦理精神贯穿必然其中。这为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产生逻辑。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基层政府公共决策的价值分析与制度保障

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决策。基层政府的公共决策由于具有服从性与执行性、权力有限性、区域有限性和直接服务性等特点,其决策的伦理向度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效能。因此,分析基层政府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以及制度设计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政治与行政的关联与公共管理伦理维度的开显

权利哲学的展开必然要求采用现代民主政体,因为只有它能使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道德人格得到制度化实现。政治国家及其意志的执行者———公共行政机构的工作都是为了使民主政体和宪法运行顺畅。民主政体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关系,其公共伦理价值对公共管理活动产生了实质性的规范力量,并使其实现公共正义的价值目标。     

构建基于个人德性和社会正义的现代慈善伦理

现代慈善伦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基于个人的德性伦理,也包括基于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被大众广泛认同、体现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是个人德性伦理的必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时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个人德性伦理的同时,要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普遍化和公共化特征,更加注重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伦理,形成完整、理想的现代慈善伦理生态。     

论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

公共管理是一种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公共管理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处在一种平衡的互动之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是它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继承而来的,而伦理关系则是公共管理关系体系中独特的职业关系。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赖以生成的客观依据是社会的服务期望,而主观根据则是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觉识。人与人之间平等化的历史进程,是理解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生成之历史必然性的锁钥。     

构建基于个人德性和社会正义的现代慈善伦理

现代慈善伦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基于个人的德性伦理,也包括基于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被大众广泛认同、体现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是个人德性伦理的必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时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个人德性伦理的同时,要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普遍化和公共化特征,更加注重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伦理,形成完整、理想的现代慈善伦理生态。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论公共健康的伦理本质

伴随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非典"、禽流感等流行病的不断发生,公共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对于公共健康的伦理本质,我们可以从公共健康的概念、公共健康作为起源与存在的合伦理目的性、公共健康作为社会制度的伦理正当性以及公共健康作为行为原则和规范的道德品格性四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公益救助广告的伦理诉求及其价值

公益救助广告旨在宣传公益救助活动中对弱势群体应采取的人道救助与伦理关怀。我国公益救助广告集中凸现了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公平正义、道德权利等伦理诉求,在公益救助事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维护弱势群体的道德权利、引导社会公众实践道德义务、实现人道救助与伦理关怀的统一、促进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已成为其独有的伦理价值。     

和谐社会与媒体伦理

媒体伦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媒体伦理的真实原则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诚信的舆论氛围,媒体伦理的责任原则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媒体伦理的正义原则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媒体伦理的仁爱原则有利于消除社会各种不和谐因素。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媒体伦理建设,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需要媒体与社会公众的相互监督,需要与时俱进、高扬时代精神。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公益伦理思考

重大疫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疫情防控中的公益活动集聚社会力量,能有效弥补政府救援短板,在疫情大考中展现夺目的风采。利他主义、公平正义及公共利益是重大疫情防控下公益伦理内涵的三大要素,但非常时期的公益救助也难以避免伦理问题。文章围绕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公益伦理价值共识、公益活动主体的权责界限等方面,从现实、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重建公信力与德育相结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互补的伦理对策。     

论公益伦理视域中的奉献

公益伦理视域中的奉献主要是指切实履行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道义救助和伦理关怀,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生活的义务。它主要包含着勇于承担救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济世利民、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等道德要求。     

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公忠正义思想及当代价值

＂公忠＂和＂正义＂作为我们伟大民族世代传承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然需要＂公忠、正义＂。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是新的历史时期＂公忠＂和＂正义＂的新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应有之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税制改革的道德意蕴分析

社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道德教育和道德约束,建设充满道德意蕴的税收制度是当今时代的诉求。税收公平、税收正义、税收责任、税收自律、税收诚信是税收道德的应有之义。在税收制度改革的实践中,必须考虑税收道德。税收道德权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键在于,寻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公众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