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特征、管理特性与基金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一个多元固定影响模型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因素——基金特征、管理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列出的7大类22个影响因素中,上一年度的基金超额收益、折价率、单位净资产、基金经理从业经历以及市净率是与基金绩效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前3个因素给基金绩效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后2个因素与基金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当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除了上述5个因素外,还要注意基金年龄和周转率,其会对基金绩效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基金绩效在样本观察期内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持续性。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投资业绩

本文以风险投资家的职业背景为研究视角，对比研究金融背景和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业绩.借助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投资家个人、被投资企业的样本和数据，本文发现:相对于实业背景的风险投资家，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更为成功，表现为所投资项目有更高的IPO退出率.而且，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投资风格更为激进，如更倾向于进行独立、跨地区、大金额的投资.究其背后机理，本文发现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能够利用其金融职业背景更好地支持被投资企业.譬如，有助于被投资企业更快获得下一轮VC融资，在IPO过程中帮助其雇佣声誉更好的承销商，且IPO抑价率相对较低.     

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与高科技投资偏好

 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不仅与被投资对象的未来成长空间有关,也受到投资机构多方面特征的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在风险投资的复杂环境下,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作为主要决策者,其特征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        选取194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为样本,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分析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形成的原因,构建Logistic模型和OLS模型,检验高管团队不同教育背景(显性知识)和从业经验(隐性知识)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和从业经验显著影响其高科技投资偏好。高管团队中具有理工类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高科技企业,金融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高,金融从业经验和咨询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的风险投资机构中,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国有性质样本中金融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非国有性质样本中高科技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轮次偏好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与非国有性质风险资本相比,国有性质风险资本高管团队成员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较弱,导致国有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较少。        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拓展了对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和国有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促进风险投资与被投资企业形成更具价值的匹配关系,对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更好地发挥其在支持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意义。     

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与退出期限:来自中国风险投资业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风险资本市场为研究背景,研究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对退出期限的影响。运用清科数据库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的数据,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本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中心性越高,退出期限越短。这表明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对退出期限有显著的影响,提升自身的网络位置有助于投资机构缩短退出期限。     

风险投资机构人力资本与投资策略的实证研究

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策略与其高管团队人力资本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以中国143家风险投资机构的高管团队成员及机构投资事件为对象,通过高管人员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经历对投资风险的认知差异来探讨机构在投资阶段、行业及地域上的策略偏好,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风险认知概念,针对人力资本要素提出5组假设,采用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中具有创业或海外经历和金融或咨询行业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投资早期阶段的创业企业,具有理工类教育背景和咨询行业从业经验比例较高的机构表现出投资行业专业化。机构高管团队中具有海外经历和金融行业从业经验的成员越多或具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成员越少,该机构投资的地域范围越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联合创业投资网络对创投退出的影响研究

构建联合创业投资网络,并利用2011—2019年的创业投资退出事件,分析联合创业投资网络对创业投资退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联合创业投资网络较不均衡,大部分创业投资倾向与熟悉的创业投资机构联合投资,但是这样做如果过度,会降低信息的多样性,对创业投资成功退出产生不利的影响。网络中心性对创业投资机构成功退出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将创业投资机构的成功退出率细分为IPO和其他成功退出率后发现,网络中心性对IPO退出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结构洞限制度对创业投资的成功退出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有效规模和效率表现为正向作用,但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等级度也表现正向影响,表明我国创业投资大多是“理性投资者”。将创业投资的成功退出率细分后发现,结构洞也只对IPO退出率有显著的影响。为了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退出率,促进创业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高我国创业投资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对创业投资行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和政府两个主体,提出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基金竞赛还是职业生涯关注?——对基金经理风险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2004年-2009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从基金经理职业生涯关注的角度,研究前期基金业绩相对排名对后期基金经理投资组合风险选择的影响,得出与基金竞赛理论不同的结论:前期业绩排名居前与靠后的基金,后期都会选择高风险.由于基金业绩相对排名与基金经理的从业经历决定了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状况,由此引发职业生涯关注,导致前期业绩相对排名与风险选择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并且基金经理从业经历越欠缺,U型关系越明显.     

独立董事、治理结构与中国契约型基金的绩效

本文以2002年中国契约型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与基金业绩的关系,结果表明,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具备金融、证券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越高,则基金业绩越高、基金净资产费用率越低,而全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比例的上述作用却并不显著;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在公司董事会中的地位越高,则对基金业绩的负向影响越大;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基金会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基金前十大持有人中,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比例对基金业绩及净资产费用率均无显著的影响。     

国内外财政科技投入金融化运作比较——以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为例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充分利用创业风险投资等金融化运作手段,使有限的财政科技投入资金发挥杠杆效应,大大增强了对高科技产业和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笔者以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为重点,分析了国外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情况和国内3支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并进行比较,还对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中国基金投资中“笨钱”现象的实证检验与判别

本文通过提出显著水平最优设定方法对已有的错误发现控制方法加以改进，以此确保基金业绩评估的准确可靠，并基于此对“笨钱”现象进行实证检验和判别。研究发现：（1）持有、申购绩劣或负收益基金是一类“笨钱”现象，在中国偏股型基金投资中普遍存在；但本文发现赎回正收益基金未必都是“笨钱”现象，其中赎回业绩表现具有持续性且没有下滑趋势的正收益基金的确是一种“笨钱”现象，而对业绩表现不具持续性或呈现逐年下滑之势的正收益基金进行赎回则不是“笨钱”现象。（2）基金管理规模和存续时长会对“笨钱”现象产生影响。（3）在多重统计检验过程中最优显著水平设定和错误发现控制等方面的表现，本文方法显著优于已有文献，而且本文方法还将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针对“笨钱”现象所存在的诸多争议和疑问。     

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评价

风险投资基金的现金流在生命周期中表现出前期净现金流出、后期净现金流入的特征,其发生金额和时间不可预期。根据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特征,本文提出可以综合运用内部收益率、倍数指标、基金的成立时间衡量基金收益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利用雷达图对不同基金的收益进行评价的方法。     

有限理性对开放式基金业绩 － 流量关系的影响

首次探究了投资者情绪和"追逐基金分拆"两个有限理性因素对基金"业绩-流量关系"(performance-flow relationship,PFR)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用投资者的框架效应、锚定效应、有限关注和迎合理论进行了解释.首先,文章充分论证了我国基金投资者存在明显的业绩追逐行为,国内开放式基金市场不存在"赎回异象".其次,发现投资者的有限理性会影响其理性行为:投资者情绪和"追逐基金分拆"不但对基金的净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基金的"业绩-流量关系"也有显著影响;投资者情绪会增强基金流量对绝对业绩的敏感度,但是会减弱对相对业绩的敏感度,同时也会弱化"明星效应";分拆会同时减弱基金流量对基金绝对和相对业绩的敏感度,但是不影响"明星效应".第三,投资者情绪和基金业绩均是通过投资者的申购行为,而不是赎回行为而影响基金流量.最后,进一步论证了基金投资者对基金分拆以及情绪噪音的非理性追逐会损害其长期投资收益.     

证券投资基金治理结构特征与绩效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2年中国契约型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与基金业绩的关系,结果表明：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具备金融、证券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越高,则基金业绩越高、基金净资产费用率越低。而全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的上述作用却并不显著;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越高,则基金业绩越低;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基金会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与基金净资产费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证券公司持有基金管理公司股份的比例对基金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基金前十大持有人中机构投资者持有基金的比例、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持有基金的比例对基金业绩及净资产费用率均无显著的影响。本文同时还发现,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中具备金融、证券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则当基金业绩较低时．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对基金经理的撤换的可能性越大。     

政府补助能否促进企业的ESG表现？——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2010—2021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ESG表现，且媒体关注对其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在非国有企业、CEO与董事两职分离的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进一步引导企业提升ESG表现，拓展ESG的前因影响研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风险投资在企业IPO中存在择时行为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IPO过程中的择时行为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虽然风险投资机构整体上并未帮助提高企业通过发行审核和选择市场较好的时期进行IPO的概率,但是经验丰富以及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具备这样的择时能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及其特征并不影响样本企业在短期内的择时行为,这表明IPO择时更有可能是一个基于中长期预测的规划过程.综合本文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企业应该尽量选择经验丰富、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IPO成功率,并且在市场行情相对较好的时期上市.     

风险投资持股对IPO抑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创业板25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最小二乘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持股对IPO抑价的影响。并得出如下实证结论:(1)与欧美地区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相比,我国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比较年轻,缺少成功上市的记录,而募集资金的压力使"逐名动机"较为严重,导致我国创业板市场上风险投资持股与IPO抑价率呈正向变动关系;(2)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主要对IPO抑价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为发行市盈率、中签率、上市首日换手率,风险投资持股这一因素对IPO抑价率并不十分显著,意味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

基于CHFS2019年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在是否有政府补助以及控制社会互动情况下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金融能力水平越高,城镇家庭收入越高;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模型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金融能力增加城镇家庭收入中起促进作用,在控制社会互动后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

<正>实体企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但当前实体企业具有“脱实向虚”的趋势。本文依据我国2010-2022年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相关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具有调节效应，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提高审计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更为显著。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政府防范经济“脱实向虚”，以及企业降低审计费用，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