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对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的指导

教育扶贫实践没有达到预期成效,主要问题是：对教育精准扶贫的认识不到位,教育理念偏离教育本原、“内卷化”严重,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较低、对接市场需求不充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针对教育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数学建模,分析个人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正相关性,得出了教育扶贫是富国富人也富自己的增量逻辑的结论;提出了对农村教育贫困人口实施全面帮扶、改变“离农”观念回归教育本原、转变只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评价方法,对接市场需求、规范产教融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职业发展能力、加强职业教育能力建设以提高教育精准扶贫实效等对策和建议。     

新形势下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索——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教育精准扶贫的本质是智力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掌握脱贫技能,实现脱贫目的。教育精准扶贫是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脱贫目的和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应结合广西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统筹国家专项资金,狠抓教育扶贫的"精与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步伐,落实国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效。     

印度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实践及启示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通过对比研究、经验研究等方法,分析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现状,探讨了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扶贫的主要路径,总结了印度包容性扶贫的经验教训。研究发现印度包容性扶贫存在财政赤字严重、政策执行力弱、教育投资顾此失彼、经济制度缺陷、产业结构断层等问题。结合我国反贫困的现实要求,提出了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社会安全网络、深化合作服务意识、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技能、构建参与式反贫困体系等适合我国国情的包容性扶贫开发路径。     

新中国70年西北地区扶贫开发模式的演进与创新——基于LDA主题模型的分析

回顾新中国70年扶贫历程和西北地区扶贫实践发现,西北扶贫经历了从救济式扶贫到片区开发与精准扶贫协同推进的政策演进。基于LDA主题模型的视角,收集西北地区1986—2019年地方政府出台的扶贫政策,实证分析政策文本的主题强度、热门主题和主题变化趋势,验证了西北地区扶贫开发从区域开发式、综合开发式到开发与保障并重式的模式创新。扶贫资金、项目带动扶贫开发是西北地区扶贫政策的持续性热门主题;以贫困县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阶段政策主题较为单一;以贫困村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阶段政策主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注重西北地区的综合建设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片区开发与精准扶贫协同推进阶段政策主题开始注重农村低保、残疾人救助、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未来西北地区扶贫开发需依托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保障性扶贫政策效果,推进开发与保障并重的扶贫开发模式,来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并实现可持续性脱贫。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农村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目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积极争取各项扶贫基金,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仍存在着农村贫困人口问题,尤其边境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更加突出。为此,在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农村为对象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农村贫困人口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教育、健康、年龄、生活、劳动力等方面的特征,可为今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制定更有效的边境农村扶贫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角下的大格局扶贫政策:内容与趋势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我国的扶贫政策有必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由于人民群众需求的提高,贫困人口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贫困的内涵被赋予新的特征,因而有必要构建扶贫政策内容的新格局,即对个人贫困、家庭贫困和地区贫困进行系统扶贫,对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进行统一扶贫,对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进行综合扶贫,以形成一种大格局的扶贫政策。这一扶贫政策具有精准性、大局性、系统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依据这一政策的内容格局和基本特征,我们大致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发展趋势。     

西部生态脆弱与资源约束型贫困

西部生态脆弱地带与贫困地区之间存在高相关性。缓解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振兴教育,调整扶贫政策,平衡贫困人口数量与资源供给能力。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