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赋能：社区志愿服务专业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补充，对于推动和赋能基层治理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居民更优质服务的需求对社区志愿服务提出了更高水平更专业化的要求。社区志愿服务在助力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专业化服务、专业化发展与满足居民特殊化需求和供给、居民多样化、高质量要求方面还存在困境和差距，难以精准对接和精细化治理。为了提高专业化水平，为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赋能，必须探寻精准化对接的路径：一是加强党建引领和政府支持，促进专业化可持续性发展；二是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的选拔储备机制，提高专业化队伍的供给水平；三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提高专业化服务质量。这对于改善社区志愿服务质量、赋能赋权社区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分治与协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购买养老项目扶持乡村公共服务，深化多主体协作，构建乡村养老联合体。依据供给主体不同，乡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分三类：“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社区居家助老项目、医疗养护机构主导的家庭养老床位项目和社区治理面向的老年社工项目。借鉴网格治理理论，比较不同属性的供给主体在服务规划、服务体验和服务成效上的差异性，揭示项目制下主体分治产生异化的微观过程。目前此三者的服务供给面临三种困境：盈利组织服务低质化，混合型组织服务目标偏离,非盈利组织行政吸附、服务碎片化，最终三者走向服务“疏离化”和人员“内卷化”，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边界模糊和各分治主体自主协调困难。建议根据生命周期，构建以家庭需求为本的协同机制，理清各主体彼此义务并创新流程，在新层面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重塑多主体合作关系。     

分开与合作：社区志愿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破解社区志愿服务失灵困境,必须创新社区志愿服务机制。既要将社区志愿服务的安排者、生产者、消费者分开,将社区志愿服务的直接安排者与间接安排者分离,同时又要通过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实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志愿组织、社区成员主体间的协调合作。     

谁是供给主体：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山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山区乡村由于地域广阔性和分散性的特殊自然特征，使村民小组社区比行政村为单位的乡村社区或政府，更有条件充分发挥“体制外”的社会资本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弥补国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暂时困境。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村民小组社区供给公共品的积极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村级组织在技术、组织、协调、资金等方面的积极支持。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福利型治理逻辑研究

二战后福利国家经济危机所致的财政紧缩催生了福利治理的诞生,这充分证明了过分依赖政府提供高福利水平的制度是很难具备可持续性的。在重建福利供给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有通过福利治理来推动自身提升抗风险能力并改善福利供给水平的权责。在此逻辑下,政府于保障房片区内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因兼具保障性与治理性双重需求的社区类型以及复杂的客观因素,导致了福利困境的出现。以N市H保障房片区为典型案例,通过收集数据并筛选走访对象等方法,调查得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后,在社区组织提供服务时出现了供求割裂的窘境,以及公共服务项目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本研究进一步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为现阶段我国福利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人口 “空心化”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研究

人口“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最大约束条件,全方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工作方式、社区文化和经济。城乡空间居住距离动摇家庭代际互助基础,即使“隔代照顾式”随迁和“女儿养老”的家庭功能自适应调整亦难以扭转变局。政府同时扮演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后者容易陷入“主导”幻觉和制度创新“盲点”。基层治理组织受人口流失影响,其管理能力与村民所期待的养老服务角色间存在差异。志愿部门出现“非典型性失灵”,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成为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最大的推动者,但因得不到所嵌入制度环境以及社区网络的支持而出现效用递减。因此,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需要政府由“主导”角色转向合作“平台”角色,通过知识转移机制、合作纠偏机制和非货币奖惩机制构建社会合作网络。     

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1997—2022年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大学生作为新时代志愿服务的生力军，既有来自社区、了解社区的现实背景，也有回归社区、扎根社区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既是探索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也是建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主体。基于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志愿服务及二者耦合的三重视角，通过描绘志愿服务同基层社会治理的潜在关系，把握志愿服务在培育现代性人、涵养现代性社会的重要作用。依托北大核心和CSSCI论文明晰“大学生志愿服务”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研究前沿，使用文献计量学和CiteSpace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志愿服务的研究脉络与研究前景。分析发现，近25年志愿服务的研究脉络呈现时代性、时序性、发展性特点，研究内容表征为多层次、宽领域、重基层，并向建构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志愿服务体系迈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br# 错位及其反思#br# ——基于重庆市5村的调查

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农村社区建设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效果。当前,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和居民的收入差距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然而,由于长期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市社区建设逻辑的影响,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有效参与,造成了公共服务错位供给现象。基于重庆市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实践,阐释和分析了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我们尝试以“国家—社区—个体”的立体式视角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所面临的不利因素。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     

社区微更新的项目制：性质范畴、类型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社区成长方式之一的社区微更新,在实践中取得项目制治理形态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合作生产的样态。这是一种新治理取向,虽颇有成效,但亦问题频仍。从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及利益交汇的治理理论内涵设定看,散布于城市社区的微更新,以项目制方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重逻辑,但镶嵌其中的权力、资本与权利之间的持续张力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弭。从“社区微更新何以有效达成”的务实理解出发,持续强化社区合作治理,需要激发社区各类主体合作治理的自主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即以对社区微更新项目制的新认知、新规则、新参与、新借鉴与新监管为基本路径,引导对项目制治理逻辑的新调谐。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