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

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1993—2013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变化平稳,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大,由低度耦合协调演化为高度耦合协调;（2）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则存在一定差异,贵州、西藏、甘肃三省属于低度耦合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其余省份则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应考虑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条件的差异,采取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的联动发展研究——基于灰色关联耦合模型

以长江三角洲区域2006—2018年省际数据为样本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和物流产业集聚度并运用灰色关联耦合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物流产业集聚的关联度以及耦合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物流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发展处于较高关联状态,但省市发展不均衡,浙江省关联度最高。(2)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但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上海市耦合协调度最高,浙江省其次。(3)进一步分析关联度较弱的安徽省发现,产业结构与物流产业集聚关联性最强。鉴于此,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要素流动等方面出发,提出对区域发展的建议,以期加大物流业同城镇化联动发展力度,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要素替代弹性与中国农业增长

基于VES生产函数,结合变截距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中国28个省份1978—2010年的农业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对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生产中资本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明显大于劳动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1978—2010年间农业资本对劳动的平均替代弹性为1.529,农业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促进了农业增长;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均呈上升趋势,且替代弹性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农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小还是增长率均低于东部地区。以上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可以促进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进一步采用双变量LISA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联合演化趋势,以及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时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空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东北地区较低且降幅明显、西部地区增幅最大。(2)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在研究基期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到研究末期则逐渐转为负向空间关联性,区域异质性增大;高高集聚型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型集聚区片状分布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具有非线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较西部地区薄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筑牢环保意识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立足区域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以发挥减排效应等,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差异的视角

国内外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发达程度与城镇化水平高低存在很大关系。首先总结了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然后在回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东部6省市与中西部5省市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并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东部地区处于城镇化中期和后期阶段,第三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超过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集聚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关系及其时空分异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市为例

该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作用。结果表明:两者的耦合度水平在考察期内逐步上升,且逐步形成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同步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科技创新系统中各变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均显著,其中R&D人员投入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新型城镇化系统中各变量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均有显著的影响,但社会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河南省“五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

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以下简称"五化")提出以来就受到各界的重视。本文运用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7—2016年河南省"五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五化"综合发展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整体实力日益提升;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系统间相互作用显著;协调度水平相对较低,均值介于濒临失调与勉强协调之间。在空间维度上,"五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郑州市及其周边地区,较低的地区从河南省的东南部转向西部;耦合度较高的地区分布在郑州市及其周边地区,较低的地区分布在河南省的东南部;达到初级协调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郑州市及其周边地区,勉强协调和不协调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针对河南省"五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促进河南省整体综合实力的提升。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天津市城镇建设宜居性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物理耦合度相关理论,分别求出了2000—2013天津市城镇宜居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和两者之间的协调度,结果显示天津市城镇建设宜居性与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协调状态,近几年呈现上升的趋势。说明天津市在城镇化建设中没有忽视宜居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良好的协调关系将进一步推进城镇建设的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市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分析

城市化是人口集中、经济增长、空间扩张和社会转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只有四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才能达到可持续城市化的目的。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1个省份的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测度,从全国、八大区域和省域三个尺度分析了耦合度和协调性的时间演变轨迹,并利用R/S分析方法对时间演变的趋势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还利用GIS手段,就耦合度和协调性的空间差异、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呈现出低强度耦合、低水平协调状态,且耦合强度在不断降低,但协调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度和协调性的时间尺度演变具有很强的持续性;耦合度的空间差异有所扩大,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在逐渐缩小,耦合度和协调性的空间格局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区,大部分地区属于低耦合强度、低协调水平或较低耦合强度、较低协调水平类型区,仅有少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协调水平较高。     

新型城镇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

基于2004—2018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优劣解距离法测算新型城镇化水平;将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采用EBM-ML指数法测算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只有在跨越0.039的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才会显现;新型城镇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新型城镇化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据此,提出夯实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保障和健全城乡发展的互动机制等对策,以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1996-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近20年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在1996-2013年间从失调阶段进入了耦合协调阶段.但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匹配化程度仍然偏低.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农业生产率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5-2019年31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测度各省份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农业生产率变动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1)农业生产率呈平稳波动增长趋势,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效率进步是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纯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2)农业生产率提升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均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在时间上存在经济惯性。(3)基于短期动态关联性效应,全国层面农业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互为格兰杰原因,西部地区与之结果一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农业生产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东部地区二者互不为格兰杰原因。(4)基于长期动态交互效应,全国及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城镇化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西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释放纯技术效率增长潜力、制定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和城镇化策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制度与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本以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业生产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企业家精神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已进入以人为本的重要阶段。利用2004—2019年280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其对综合水平中等的城市影响最显著,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从区域位置和城市规模来看,中西部地区城市及规模小的城市更加受益于企业家精神的提高。从时间上看,2012年之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变弱。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通过人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及技术进步三个机制来实现,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大。中国应该继续弘扬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但不同城市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侧重点要有所不同,且人才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需进一步加强。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实证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从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发展关系出发,建立耦合度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建立长沙市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的耦合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所建立的耦合度模型,对长沙市2008—2014年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评价及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两者存在非常强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但目前仍处于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提出应从战略上、根本上解决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不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