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古今“毛诗“:赋、比、兴

古代"毛诗"(<诗经>)开创了"比、兴"传统,当今"毛诗"(毛泽东诗词)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毛泽东的诗论和诗词创作都足以说明"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它体现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和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把握,对诗歌鉴赏和诗歌创作以及今后中国诗歌民族化的发展方向都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探讨

<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赋、比、兴表现手法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魏晋诗文的感时感物与<诗经>

魏晋之际社会普遍存在感时感物之时尚,士人们的创作也就出现了许多感时感物的作品.这除了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士人们借鉴<诗经>感时感物的创作方法,化用<诗经>的意境进行创作,反映出<诗经>作为文学"基因"之一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诗经》言情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诗经>在艺术上突出的就是赋、比、兴的创始,赋、比、兴等"有意味的形式"在言情中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味道与价值,成就了<诗经>富于内容的结构形式、富于情感的表达形式、富于意境的审美形式.本文努力以文艺美学的观点给<诗经>言情形式以新的观照.     

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

当一个朝代走向衰落时,它的文学主流就由兴盛时期的关注国家政治、渴望建功立业转向对自我的关照,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主题常常表现为"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末世情怀".本文分析了"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并从"末世情怀"的产生,<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表现"末世情怀"的诗歌的诗人身份、表现内容、表现风格等方面分析了异同.     

"兴"的追溯与定性

"兴"是一个至今尚未有定论的概念.有些学者"比"、"兴"难分,甚至否认"兴"的存在,这是把本属"比"的比喻、象征、寄托等外延归入了"兴"的内涵.文章认为"兴"是借助其他景物来引起歌咏内容的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而非<辞海@文学分册>所说"兴是寄托,即托事于物",而且在具体运用中"兴"存在着阶段性和复杂性.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乐而美,美而思--试析《诗经》四首情歌的"风雨"境界

本文虽然认同学术界关于<诗经>情歌中的"风雨"是象征性爱的隐语的观点,但对"风雨"之景的理解却较其他学者的见解更为具体1、明确指出<诗经>中只有<郑风·风雨>、<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等四首情歌既写了"风",又写了"雨";2、通过对这四首情歌中既写"风",又写"雨"和只写阴云风天而不出现"雨"字之诗句的对比分析以及对其中几个关键词的解释,进一步指出其中的"风雨"是象征男女两性交合行为的隐语,而不是笼统认为"风雨"、"风"、"云"、"雷"、"电"都是象征"男女欢合"或者说都是"象征男性"、"象征女主人公爱情幻想中的配偶现象"的隐语;3、就审美角度和艺术手法而言,其中的"风雨"之景是象征诗歌女主人公在生理、心理和感情的经验层面所达到的阴阳合和的审美境界,而不是用来渲染凄清孤苦的气氛,以衬托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     

中国诗学中“兴”之内涵的现代阐释

兴作为中国诗学中一核心概念,历代对其内涵众说纷纭.文章拟从"兴"的字源、兴的体制和兴的艺术应用等方面展开论述,全面地历史地勾勒出"兴"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嬗变过程,同时给出一个较合适的内涵阐释.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     

唐代刺史行县活动与诗歌

行县，指的是官员对属县进行巡视的活动，任务是劝农和抚恤。行县起源于先秦，在东汉演变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与行县相关，行春活动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一般在春季进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县制度在唐代主要由州郡长官承担，职责是劝农抚恤。在行县活动中，刺史创作了反映农事活动的诗歌，表现出悯农善政的情怀。同时，刺史往往藉行县之机悠游山水、宴集唱和，当地文人也乐于与刺史交游，增强了当地文坛的凝聚力，促进了干谒诗、交游诗、送别诗的创作。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兼评"兴"起源于原始宗教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兴"和引起的所咏之词并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起"兴"的并非某种单一的"它物".而是由多个意象结合而构成的某种场景或情景,而原始宗教崇拜对象都是单一的动物、植物.<诗经>用作起兴的"它物"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生活的对象,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兴"起源于原始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与原始宗教没有必然的联系.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浅谈诗歌的美育价值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艺术的珍品,具有感人心志、移人性情的作用。诗歌的美育是以诗歌为审美对象开展审美教育,以审美为主要手段来感受诗歌,这其实就是孔子的"诗教"。本文从孔子"兴、观、群、怨"四大功能探讨了诗歌的美育价值。     

叶嘉莹先生诗词学中的“兴发感动”说

叶嘉莹先生数十年潜心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博采中外古今文论之长,度越前修而开径独行,创立了“兴发感动”说的诗词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前者涉及感发成因、表现方式、审美境界、审美过程、评赏标准等理论内涵;后者涉及合论“能感”与“能写”、辨析风格与意境、多重比较论析、以“史”的眼光观照词人、融合中西诗论等批评方法。两者对中国诗学和词学实行现代转化而与世界诗学接轨,并构建中国现代诗学和词学批评的新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格式塔视角下汉诗英译的象、境整合——以《商山早行》为例

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性原则，即整体大于部分。汉语诗歌多寓情于物，借助意象表达情感和意境。由于汉英语言存在意合与形合的差异，所以在汉诗英译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本文从格式塔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分析了古诗《商山早行》的三个英译本的意象和意境传递，从而得出结论：汉语古诗的整体意境并不等于个体意象的简单相加。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把意境作为翻译的最高目标，对意象和意境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个格式塔“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