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竟陵派的诗学审美理想

竟陵派以“厚”作为诗学审美理想。文章讨论了“厚”的审美内涵,以及“厚”和“灵”、“学”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厚”是竟陵派用来医治公安末流和自己诗病的药方。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相结合,两者在诗学上关系复杂;复社重经史、务有用、主雅正的主张对谭元春有潜在影响,谭元春主张深美、重实用之文;谭元春与复社均主张学古与真性情,复社提出君子的忠友孝悌之情,谭元春与之相近;谭元春等人的竟陵诗风对复社诗作的正反影响,表现为复社诸子的有意学习或避开;谭元春与江西复社人士的美学旨趣接近,其诗文中清远自得的风格与江西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取向相一致。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以毒清流以殄宗社——试析王夫之对竟陵派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批评竟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并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钟惺与李维桢诗歌之比较研究

竟陵派创始人钟惺与后七子末派宗盟李维桢是晚明诗坛上的两位重要作家.钟、李为世交,钟惺早期师法李维桢,及结交袁中道、谭元春等,论诗与李维桢日趋异途.钟、李不约而同地主张师事"古人之精神",但差异显著.创作上,钟诗急怼激宕,幽清孤峭,李诗怨而不怒,博大雄浑.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对探讨其各自的诗歌旨趣和批评观念,深入认识竟陵派和后七子末派的诗学和创作,揭现万历、天启之际诗坛风尚,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竟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续二)

“创造”诗派是一个兼具现代主义特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属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创造”诗派青年诗人 ,有着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艺术活动 ,更大规模地综合了不同门类的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交叉影响 ,在新诗绘画美的表现与追求上 ,显示了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个性。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创造社“革命化”以后 ,“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从西南联大到中国新诗群--论九叶诗派的源起与形成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主义诗群,虽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师承的关系或影响的关系,个别诗人甚至参与了推动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运动。但作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始于抗战中成立的西南联大的学生诗群,他们共同的"西学"教育背景构成了独特鲜明的现代性思想和现代主义价值取向。1946年,《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新诗刊物的创刊,是这个诗歌流派由分散走向集合,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