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经学没有死亡，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来经学研究跳出了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出现了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均有自身的渊源。随着新材料(特别是出土简帛)的问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锻造新的范式的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经—传诠释系统是开放式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的。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学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读经、研经也构成了极重要的一门学问,成为"士"人进仕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制,培育了士人群体对经学的信仰,也培育了一代代经师,他们构成儒学的话语主体,也承我着延续儒学命脉的重任.20世纪后,随着经学的解体,传统儒学发展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经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儒学话语权的失范、儒学诠释的泛滥等成为困扰儒学发展的因素.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底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因而想从路向上来个根本扭转,试图重新回到所谓经学形态上去的期盼,是大可商量,也是不太现实的。     

浅论经学和经学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以经学为根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理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不能不研究经学。     

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

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今天我们将经学史与儒学史统一起来,作为现代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把握儒学的本质,探讨儒学复兴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

经典诠释是儒学产生和言说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尚书>的经典诠释,儒家拥有了王道理想、圣贤意识和天命崇拜的观念,依此先在的信念儒者展开了自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追求.因而我们在探讨儒学的本质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儒者的理论体系自身.在探索今天的儒学复兴问题时,要深入地研究儒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要从儒学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认识和探索.     

由“一贯”释义看《北溪字义》的诠释方法

陈淳的《北溪字义》作为一部理学辞典，通过对理学概念的解释，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儒学诠释方法。他不仅继承了“述而不作”、“寓作于编”的传统方法，同时，“以论为作”突破了以往的诠释方法。以“一贯”条目的解释为例，可体现出《北溪字义》中将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     

经世关怀下的晚清学术危机——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义

《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

黄宗羲"道非一家之私"及相关论述,显示了黄宗羲的学术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这既开启了后来穷经体道自"识字"始的考据学风,更是贯彻到政治哲学层面,使得他能够以"公天下"的观念重新考量君臣之道,重新诠释天下是非观念。这样,黄宗羲从哲学史观、经学、政治哲学等层面给予了"道"以新的解读,彰显了其哲学对宋明理学甚至是原始儒学的突破意涵。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走向圆融 --朱熹的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朱子之理学诠释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衰弱，以《老子》《庄子》为依据辨析名理的玄学兴起，西晋时达到鼎盛。东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西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道家清淡学风加以限制，把儒家经学重新推向统治地位，恢复学校儒学教育，置经学博士，但由于长期的玄谈之风，儒家经学兴起后不可避免地同玄学结合，出现经学玄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好佛，经学受佛学的影响，经学玄化的同时，开始佛化、出现儒释道并举的局面。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