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美国国际收支结构调整的措施刍议

美国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庞大的净对外债务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调整特别是对中国外汇资产缩水造成风险。为规避风险，中国应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扩大国内需求，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来抵御美国经常项目调整，确保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让生计可持续

可持续生计 (SL)是过去十年中出现的一个概念 ,通过包括社会发展全球峰会在内的各种国际论坛而逐渐立足。可持续生计的思路是实现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可操作途径 ,为可持续地减少贫困提供了政策的和规划的框架。这个具有综合性质被人见仁见智地解释 ,本文即讨论它的演变过程。政府、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和社会目前都在运用这个概念。人们已经搞出了各种工具和方法用于设计、实施和评估国家层次上的可持续生计项目。本文分析了在实施可持续生计项目时所要遇到的限制 ,末了还就可持续生计的政策和规划问题对各种将来的行动建议进行了讨论。眼下 ,台子已经搭好 ,就等着联合国开发署、双边合作伙伴、开发银行、基金会、研究机构、政策智囊团以及市民社会组织大显身手 ,为减少贫困实现向可持续生计的全球转变了。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构建研究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不断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在我国,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关乎我国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反贫困过程中,越来越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作用,即人的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人的心理素质的提高.本文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寻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以期对广大农村贫困群体重塑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有所裨益.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供给侧改革中“一带一路”支撑作用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核心在中国经济内部调整,但外部经济环境也关系到供给侧改革的进展与成效。从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来看,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发达经济体增长停滞乃至进入衰退通道,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增速减缓甚至是倒退。受多重因素的挤压与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全球化发展到当前阶段,国际资本已经开始由经济逐利的本能向国家政治服务方面转移。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配合国家整体外部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基于此,本刊特组织本期《供给侧改革与对外经济调整》专题,分别就供给侧改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供给侧改革与"一带一路"战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外经济调整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只选取其中关键的几个点来分析,希望通过本期专题的探讨与研究,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另外一个思路与方向,并希望广大学者能积极加入我们的探讨。     

供给侧改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核心在中国经济内部调整,但外部经济环境也关系到供给侧改革的进展与成效。从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来看,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发达经济体增长停滞乃至进入衰退通道,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增速减缓甚至是倒退。受多重因素的挤压与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全球化发展到当前阶段,国际资本已经开始由经济逐利的本能向国家政治服务方面转移。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配合国家整体外部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基于此,本刊特组织本期《供给侧改革与对外经济调整》专题,分别就供给侧改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供给侧改革与"一带一路"战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外经济调整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只选取其中关键的几个点来分析,希望通过本期专题的探讨与研究,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另外一个思路与方向,并希望广大学者能积极加入我们的探讨。     

再思贫困:赋权与公民权

本文试图改造我们关于“结构性”贫困──论其为北方的或南方的──的思想。本文首先考察贫困一词的语义──我们是怎样谈论它的，而这些谈论又怎样透露出我们的话语所根据的种种假设和意识形态──然后提出了一种“赋权模型”。这个模型着重家庭经济及其为谋生生产所需要的资源。作者认为，家庭经济乃是社会关系的道德经济和以货币交易为基础的交换经济这二者的整合，指出了８种社会权力基础或者说生活资源。但全凭各家各户自己努力，巨大的贫困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除了以地方上和居民体为基础的努力之外，尤其需要国家大力参与，这才能解决所有那些被排斥于全球积累过程之外的人们对资源的巨大需求。本文末节提出一种社会契约将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定一整套新的条款。这个契约的目的是要把行将就木的凯恩斯福利国家取而代之。但其实现则有待于从市民社会本身产生的政治行动。     

试析英国工党政府的社会政策改革和“社会投资国家”建设

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有效地调整了英国的经济政策,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推动了英国从“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型,其中的工作福利、未成年人社会福利、教育和培训政策等三方面的改革,有利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并初步达到了改变社会福利观念、重建社会公正的政策目的。在布莱尔之后,这种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社会投资国家”模式仍然面对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挑战。     

评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的调整

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经过50多年的发展，虽硕果累累，但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各种困难，中国从中非关系的大局出发对非洲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为中国重新制定对非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中非关系逐步走向成熟。本文通过对该时期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容、原因及其对中非关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分析，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将有助于今后制定更加有利于中非关系发展的外交战略。     

结构性整合：市域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一种解释框架

相较于省域、县域而言,市域是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既有研究未能在如何实现治理合力,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功能等问题上形成学理性解释。在政治系统论基础上,建立结构性整合的分析框架,结构性整合主要体现在主体结构、规范结构和行动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对A市的社会治理案例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结构性整合三大要素紧密相关,并且三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以实现有效治理。主体、行动以及规范结构共同推动了矛盾化解的过程精治、源头防治以及整个过程的监督问责,确保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由于这种“结构性”,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层级,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治理层级。在社会治理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域治理的结构性整合,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精准精细。     

浅析跨国公司对国家政治主权的影响

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实力的壮大,跨国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不断侵蚀着国家主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跨国公司与国家政治主权的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国际法来调整跨国公司与国家政治主权的关系.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基于1996—2006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类贫困增长率"对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经济运行过程是否具备亲贫困特点问题进行分析.类贫困增长率时以往所采用的PPG判定指标进行改进,因此能够综合反映减贫过程中的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均等效应.减贫成效是"类贫困增长率"的一个递增函数,即类贫困增长率越大,经济越表现出有利于穷人的倾向,因此,我们须通过集中分析"美贫困增长率",而非简单考察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减贫工作是否成功.通过使用"类贫困增长率",我们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贫困缓解工作可以肯定,并且该期间的增长过程总体上是有利于广大穷人的,对于社会极端贫困人口,政府应该采用具有强针对性的"瞄准式"扶贫政策,从而使得所有贫困人口,尤其是极端贫困人口,均能从经济增长过程中获益.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与扶贫开发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至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如何缓解和消除这些弱小民族的贫困问题将是中国政府21世纪反贫困行动的重要议题。作者描述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其贫困的原因,提出了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扶贫攻坚与社会公平之理性构建

贫困人群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存在的群体,减少贫困人群则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努力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是建设全面小康的价值导向,而扶贫工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党和国家也始终将扶贫工作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自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了扶贫攻坚的重要时期,习近平主席将扶贫工作提升了一个阶层,将其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文章主要针对扶贫攻坚与社会公平的理性构建展开分析。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略论维护公民权利的基础

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传统的、非公民社会的因素,这些权利的实现和维护却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国,维护公民权利的路仍然很漫长,这既需要加强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依法行政,使政府成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同时,也需要努力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强公民的自治能力。目前在我国维护公民权利必须围绕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来展开。做好了这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才能有效地维护公民的权利。     

“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概念逐渐替代贫困概念，成为国际公共话语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主流，影响着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概念的现代语义起源于法国，而后通过欧盟的贫困项目及其组织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最后逐渐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累积性、空间性等多重特征，它与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与话语相关，但是又与这些概念并不等同。在实际运用中，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人们往往也对社会排斥的具体定义作不同的界定。此外，受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学科传统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的话语和研究范式。这些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着当前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