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影响与机制分析——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

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收入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个体收入相对剥夺视角,计算居民个体不平等程度,通过构建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其净效应在0.4%-0.8%之间,但存在不同群组的异质性。男性、城镇、东部地区居民养老保险对收入不平等的平均处理效应较之女性、农村、中西部地区居民要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作用机制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积累,进一步缓解收入不平等。基于此,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社会从“陌生人社会”向融洽的“熟人社会”转变,人口从“低人力资本”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进一步缓解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演变趋势考察——基于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分析

控制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根据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数据,在对收入分配极化测度和估算方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995-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指数不断扩大,但是,由于这一过程中低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例下降,中、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例上升,收入分配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然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指数仍表明,政府不仅需要关注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需防范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一项基于各地区教育基尼系数的实证

以教育基尼系数作为刻画教育不平等的指标,选取相关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关系进行动态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正相关,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0.412～0.618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发展高级人才市场,以缩小由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分配差距扩大。     

“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

对转型期中国民众的社会不平等认知与评价状况进行分析,可以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认知"与"社会冲突意识"两个方面展开,既关注"公平感"与"冲突感"的总体状况及二者间关系,亦分析历时性演变趋势及阶层/群体间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基于历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受访群体普遍反映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持续拉大,收入分配欠缺公平性与合理性;一些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被认为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并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对收入及生活机会分配的公平性认知与社会冲突意识之间被证实有着紧密的关联,不公平感越高,群体的社会冲突意识就越强。转型期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其社会政治后果问题应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通货膨胀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17个省份收入分组数据

为了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影响的结构效应,基于中国1995-2012年17个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构建了均衡模型论证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总收入和分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动态GMM方法检验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收入份额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最高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外,通货膨胀降低了其他各收入水平组的当期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低收入组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份额对通货膨胀没有调整应对能力;通货膨胀却极大地提升了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降低了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从而缓解了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差距;高收入组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通货膨胀中受益最多;通货膨胀有利于转移性收入“正向分配”效应的实现.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耗尽性分配定理与广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为了进一步考察广东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在耗尽性分配定理的基础上,结合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财富按照参与生产的要素的边际产量进行分配,城镇居民所拥有生产要素量的差异会引起收入的差异,在市场自发配置下,造成广东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教育对我国城镇收入差距贡献的实证研究

为确定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教育因素的贡献大小,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中城镇居民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收入决定函数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得到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过程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教育过程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排序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相关假说出发,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均GDP对中国现阶段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是农业从业人口比例、政府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等内生的因素。     

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外学者基于地区间的资金配置差异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现状及影响等问题,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2007）行政村调查数据,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考察和研究各种因素对中国农村村级资金配置差异的影响及其贡献率。研究表明: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情况比较严重;人均收入水平、村庄治理差异、地区差异等对村级财力存在着显著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率最大,达到50.629%,地区差异贡献率次之,达到17.139%;村庄治理因素对于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达到8.575%,在各种村级财力决定因素中,位居第三。研究认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对村级财力不均等的贡献较大,提高村级财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农村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植,避免使村级财政陷于困境之中,并缩小村与村之间的财力差距;充分发挥村庄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挖掘村庄外部社会资本,争取更多上级转移支付收入,缩小村级财力资金配置的差异程度。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走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选择从居民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对该关联的一个尝试性研究.GE指数及要素分解法在国外文献中常用于研究收入差距,尤其适合于城乡差距的研究.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计算浙江省各个区域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各项收入来源的贡献和变化情况.     

基尼系数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并不能有效反映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而我国居民的绝对贫困率水平是更能反映收入不平等实际状况的判断指标,比基尼系数更能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能真正反映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包括在城市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提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居民消费中“教育文娱”、“医疗保健”的支出差距--基于泰尔指数的测算和分解分析

使用2012-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数据,借助泰尔指数测算居民人均消费中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两个支出项目的消费差距,并按照贫困发生率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分为5个区域,再分别计算2013年至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消费差距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情况。研究发现:对于教育文娱方面的消费,我国居民消费差距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缩小;对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农村居民的消费差距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缩小,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的不平等程度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所以居民整体消费差距的不平等程度改善的并不明显;居民消费差距的不平等程度都体现出组间不平等程度变小以及组内不平等程度变大的趋势。因此,在深化巩固农村地区脱贫成果的同时,也应进一步着力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化,逐步完善我国教育和医疗体系,缩小城乡差距,防范富裕和贫困地区的差距拉大,做到教育和医疗资源高效、均衡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最终实现各地区良性、协同发展的目标。     

基于密度函数核估计的中国省域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动态分析

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变量。基于我国31个省份1985年至201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估算我国省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指标,并采用非参数分析中密度分布函数的核估计方法,剖析了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的省域分布特征及其动态变动趋势。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大,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省域之间的影响力度和差距逐步拉大。在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尽快完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的底层设计,以提升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