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官制源流变迁

“宋承唐制.”此唐制,实为唐后期之制.“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赵宋立国之初,其官职因袭唐末、五代之制,即不脱唐末以来“紊乱”官制的巢臼.此所谓“紊乱”,主要是指《唐六典》那一套整齐的三省、六部、龙寺、五监行政管理制度,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逐步为临时差遣所动摇,以致“尚循唐制”之“本朝”官制,“皆空存其名而无其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宋前期的官制.至神宗元丰间,对北宋前期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使宋代官制进入了与前期明显不同的元丰官制阶段.哲宗元祐间,对元丰官制,     

论唐代使职的功能与作用

唐代的政治制度具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典型意义,后世多有因袭。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以及六部为中心,统领全国大政,九寺五监,分理群司庶务,秘书、殿中、内侍三者,则辅治文教、内务诸事,条分缕析,各有所司。然而,也正是唐代,君主直接命使普遍盛行,至玄宗时,几乎到了无事不设使的地步,从国家大政决策、财政经济管理、监察考课官吏,到对外礼仪以及一时一事造作,乃至瓜果蔬菜的栽种,都遣专使负责。部分使职逐渐成为长期化、固定化的职事官,自成系统,以致部司机构变为闲曹,而宦官充任的内诸司使更是成为南衙之外的又一庞大的行政班子。杜佑在《通典·职官序》中指出,唐“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将使职放在重要的地位。而中唐以后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以使职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特殊的现象,在《通典》、《新唐书·百官志》以及《旧唐书·职官志》中,大多语焉不详,所提到的也只不过有四十米种使职名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唐代度支使出现时间的探讨

唐代掌管财政的官司,按照武德时的职官建制,主要有户部、司农寺和太府寺.各司官有常员,员有定责,从财政经济上维系着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可是,到唐玄宗统治时期,“财货之任,多专置使以主之,不独归于台阁”.这种使职与上述财司官员有所不同,他们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不受吏部铨选的限制;没有品秩,而以所带台省寺监衔以表示官资的崇卑;僚属自辟,没有一定员额.有唐一代,财政使职约计四十多个,度支使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本文仅就有关度支使出现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     

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

唐后期 ,随着使职理财制度的确立 ,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 ,这一变化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迁     

北朝诸卿制度的变迁研究

始于秦汉的三公九卿中央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弊端,汉晋时存在着立、改、废的争辩。北朝时期,诸卿的职司机构在经历种种选择和扬弃后,被赋予新的制度内涵,为隋唐尚书寺监运行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北朝诸卿制度的变化已呈现出尚书和诸卿分工配合、相互对口、相互承接的体制特征,具体又有四个特点:国家政务机构与宫廷事务机构逐步分离;军事色彩从普通行政机构中剥落;生产领域的农、牧、手工业管理职司更加分明;诸卿之间一般庶务职司不断细化。影响北朝卿制与尚书等其他制度得以理顺和卿制逐步细化定型的,有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制度的需求、制度变迁和理顺成本、新型制度的效能等具体因素。经过改造后的北朝卿寺制度,比起南朝,更体现了制度的进步和效率。     

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简论

加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 ,是历代王朝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地方各级政府为世族权贵所垄断 ,形成了长期的诸侯政治 ,致使中央政权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威胁 ,并导致腐败之风的蔓延。唐末五代的军将擅权 ,贪赃枉法更是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宋代对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以分权和制衡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 ,削弱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权力 ,在路级行政机构实行分权管理 ,监司互察 ,加强对州县官的监管。改革科举制度 ,地方政府官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宋代的这些改革措施彻底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诸侯政治格局 ,对于宋代廉政建设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从而确定了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制

三省制及以之为基础的宰相制构成了唐代国家的最高决策部门,而寺监与尚书省及其相互的联系则构成了中央行政体系的骨架。故尚书省为一身二任的机关:对上,它参与三省的联合运行而从事最高决策;对下,它总辖寺、监、府、州而管辖实际政务。关于前者,史界已多有论述,而对后者则几付阙如。这反映了政制史界长期以来重视中央甚于地方、重视政枢甚于一般机关的倾向。笔者以为,对理解整个行政体制而言,建领于政枢的角度固然也可能窥知全豹,但毋宁说自下而上的角度更来得亲切。尤其是对把     

再论唐代夺情起复制度

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官员起复后,可以从事一般的公务活动,但遇朝集、庙祭等重大活动和私人生活方式上依然有很多禁忌。唐初到天宝年间,官员夺情起复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唐中后期,大多数效命于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都能遵守服纪制度的要求,守丧终制。夺情之制多在外官和部分事物官中实行。     

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王母背后的唐代社会与唐代女性

柯素芝（Suzanne 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总结了过去近百年来海外汉学界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神话学、考古学、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体现了对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该书以晚唐道教仙传《墉城集仙录》和大约500首唐诗为讨论材料,对于同一主题的宗教文本与世俗文本进行对读,发现六朝。以来道教上清派道经对于西王母的改造,已渗透到了世俗文学之中,并使得唐诗中的西王母题材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激情。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唐都长安市法述论

从法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法律社会学之视角对唐代长安市法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对城市市场和贸易进行管理的市法规范,使得市场的设置,货物的价格、质量,商税等莫不有法式,从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发展和繁荣。同时认为,长安市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管理、规范的作用,但是封建制度下国家的过分介入和干预导致市场主体自由的缺失,使长安市法也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得到了反映,包括科举制度.从唐诗中可以折射出唐代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士人数少,受私人荐举的影响很大,科举及第不等于入仕,在选官制度中不占明显优势.     

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完善及其立法借鉴

保辜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它在中国延续几近千年,在中华法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至唐代保辜制度正式入律,并且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引入了比较完善的保人担保制度,从而使唐代的保辜制度从立法到司法都取得了较高的成效。而保辜制度的实施对人际关系修复的效果对我们今天的立法思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代的村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 ,对唐代农村名称、类型、密度和规模进行研究。唐代村落主要以“村”、“店”、“庄”三字命名。根据其功能、地理位置、经济特征等不同的标准 ,唐代村落可分为多种类型。唐代两村之间的距离在 2 7公里左右或大于 2 7公里 ,村落的规模一般在三四十户人家以下。     

唐代茅山道论略

唐朝既是我国道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也是茅山道最辉煌的阶段。此间茅山道宗师名徒辈出,誉满朝野。他们不仅遍迹全国各大名山,潜心修炼,而且著书立说,传道布教,从而使茅山道的修炼理论和斋醮仪规更加完善,传至南北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