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多马传道会个案:从21世纪的视角看1世纪

跨对话的方法论允许对话各方把各自在世界中存在的冲突作为开放的探索进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相遇,即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丝绸之路上。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是多马传道会改变了佛教的特点,把佛教引向了有神论的一边(因此有了大乘佛教),并首次将佛法介绍到了西方;从佛教的视角看,则是阿育王的使团将佛法带到了西方世界,并启发了艾赛尼派思想,耶稣接受最初来自该教派随后又离开该教派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把福音带到了另一个方向。佛教和基督教在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上都有一些正确的说理。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寓言故事可视为我们今天开创多声音的文明对话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找到的一个历史见证。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袾宏为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     

晚明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探析

明代晚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其策略是不断变化的,最早传教士采取的是与佛教认同的策略,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于是改变策略,开始向儒家靠拢,并批判佛教.同时,传教士还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工具传播基督教教义,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几个传教的基地,并发展了一些信徒.     

东方宗教与基督教之通理:对话的可能性

（一）我对于此题目有着特别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讲授关于世界上的五大宗教传统──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课程。1994年7月26日的《十字架》日报上的一篇题为“佛教、基督教与和平”的文章极有启发性，它包含着一个对于我们的世界意义重大的信息。作者D·吉拉（DennisGira）强调指出，被种种暴力所困扰的社会如吸取佛教和基督教的永恒智慧的话，将大有可为。他认为，尽管此两种宗教传统大相径庭，但它们仍能向我们提供对付诸多冲突的方法。佛教之途鼓励试图在短暂的尘世中追求永久幸福的个人去洞悉这…     

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

聂斯脱利是基督教历史上聂斯脱利派的领袖,他也是428—431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主教,基督教会围绕他的神学观点发生的争端造成基督教会分裂,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导致帝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在这次争端中,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聂斯脱利争端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政治因素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最终包括帝国首都在内各地社会秩序的失控致使掌权者不再支持聂斯脱利,导致了聂斯脱利派在争端中的失败。     

科学与宗教冲突的起源探析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在历史上一度非常强烈,甚至在今天,这种冲突仍时有发生。但这种冲突并非是贯串科学历史和宗教历史的始终,在远古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甚至巫术杂然相间,我们难以在他们之间作出断然的划分。那么科学与宗教为何会发生冲突呢?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通常是指基督教对科学的压制和对科学家的迫害,但在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上,却难以看到两者有明显冲突的迹象。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与当时还不太完备的基督教之间有一种和平共处的趋势。早期基督教最杰出的教父圣·奥     

马丁·路德和太虚的宗教改革评析——以市场经济为视角

［摘要］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宗教也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为此，马丁·路德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太虚对传统佛教也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人间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佛教改革并不成功。本文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基督教、佛教改革成败的原因作了对比性分析，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人间佛教”理论、使之能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提出了思路。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和而不同——香港六大宗教和谐共处之道

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在香港，孔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六大宗教长期以来和而不同，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和谐共处，为人类处理复杂难缠的宗教冲突问题树立了榜样，为香港的和平稳定及实现一国两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论英汉动物词汇中宗教意义的固化

宗教是社会文化的主要部分,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分析了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佛教对英、汉语的影响以及两种文化在宗教意义上的冲突和渗透,指出对异域文化的充分了解是避免文化误读的重要手段.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人间佛教视阈中的"生产化"与"学术化"——巨赞佛教改革思想论

巨赞提出"生产化"与"学术化"的佛教改革思想,不但揭示了佛教徒参与生产劳动、重视佛教教理对维系佛教生存的重要性,还代表了现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是从太虚到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发展逻辑"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     

西夏文佛经款题中所冠帝、后尊号与西夏政制建构

区别于中原佛经款题的书写结构,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在撰写佛经款题时会冠以“尊号”。结合“御译”“御校”“谨施”等词语以及佛经序言的内容发现,西夏文佛经款题中的“尊号”不单纯是政治名号,可能还蕴含着佛教意义上的“觉悟”。西夏的“尊号”制度是模仿唐宋的结果,与本国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从“尊号”的用字来看,佛教调和两者的冲突。佛教在加强西夏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迎合了西夏僧俗的精神需要。     

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道宣与中国佛教史上“法难观”的形成

近代学者用"法难"一词概括中国史上重要排佛事件。唐代初年,在佛教与政治出现紧张关系的背景之下,道宣(596-667)多次提出"法难"观。武德时期,有全国范围的限制寺院行动,道宣师徒居住的日严寺也被合并,他产生政治上的压抑感;高宗时期,随着道宣成为长安僧团领袖,历次排佛事件成为道宣争取朝臣同情以及整顿僧团秩序的历史依据。     

中国亚述教会的莲花与万字符:佛教传统抑或雅利安遗产?

作为基督教一个分支的亚述教会于7世纪(唐朝)传入中国,始称波斯经教,后称景教。亚述教会的波斯传教士似乎是借用佛教中莲花这样的标志,向中国民众介绍这种新的宗教。莲花的出现也使人们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产生了猜想。自9世纪开始,亚述教会开始在中国衰落,直到13世纪的元朝都没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宗教。元代亚述教会信徒身上佩戴的铜质十字架上出现的万字符标志也成为两种宗教间密切关联的一种证据。而在中国发现的亚述教会的标志----莲花和万字符,可能是波斯人从中亚带来的雅利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是取自中国本土佛教并与之结合的产物。由此看来,两种宗教间的联系可能要比原本设想的少得多。